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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批合作最后落在三处:一家精密加工厂进入发动机零部件试制,一所高校共建小卫星测试平台,一座现有通信园区承担地面数据节点。没有“千亿航天城”剪彩,工厂老板却在春节前收到第一张合格供货单,给车间每人多发了六百元奖金。
政策开门以后,人才也开始流动。
过去想做商业航天的人,大多只能在体制内项目、海外公司和少数试验团队之间选择。现在,新的公司像雨后菌子一样冒出来。有人做火箭,有人做卫星,有人做测控,有人只拿一份演示文稿便开始招聘。
星辰的招聘邮箱收到更多简历,也收到第一轮集体挖角。
一家刚成立的火箭公司给发动机组十七名工程师发出邀请,薪资普遍高三成,核心岗位还给股份。罗诚把邮件打印出来,放在早会上。
有人以为他要骂人,他却说:“想去可以谈,别偷偷摸摸。谁留下也别拿忠诚当加班费。”
三个人最终离开,十四个人留下。走的三人中,有一位是阀门方向的骨干。研发经理气得要把他列入供应链黑名单,罗诚拦住了。
“他去做中国另一台发动机,不是去偷图纸。保密按协议,正常合作别堵死。”
半年后,那家新公司来采购一批通用测试传感器,负责对接的正是离职工程师。他站在星辰门口,做好了被刁难的准备。采购平台却按相同规则给出报价,保密区域照样不让进,咖啡仍有人给他倒了一杯。
“你们不怕养出对手?”他问。
罗诚说:“怕。可这个行业只有一家供应商、一家公司、一条火箭,才更让人睡不着。”
马飞对竞争没有那么温柔。
他把市场部提交的对手清单退回三次。第一版只写“初创、技术不成熟”;第二版把传统航天单位写成“反应慢”;第三版终于列出每家的真实长处:发动机积累、卫星平台、测控资源、资本能力、运营商渠道、海外发射经验。
“别靠嘲笑别人给自己壮胆。”他在最后一页写,“他们会进步,而且会盯着我们最赚钱的地方打。”
星辰主动公开一部分非敏感的载荷接口规范和任务接入流程,供应商不必靠熟人猜尺寸,卫星公司也能提前按标准设计。核心发动机、飞控与安全数据仍严密保护;开放接口不是开仓库,而是让更多货物能够走进这条路。
第一场商业航天项目对接会在北京举行时,星辰展台不再是唯一挤满人的地方。
隔壁公司带来一台更轻的小卫星平台;对面团队展示了低成本测控天线;另一家火箭企业虽然还没有飞行实绩,发动机试车视频却很扎实。唐志远逛了一圈,回来时脸色比上次看见路由机柜还难看。
那家火箭公司的创始人魏北川还亲自找了过来。他五十岁出头,在成熟型号队伍里干过二十多年,说话不快,手上留着推进剂试验时冻伤的浅白印子。
“马总,我不做回收。”他开门见山。
周围几个人都停下交谈,以为有人来砸场子。
魏北川却把一张成本表放在桌上。他准备做一枚结构简单的小火箭,一级不回收,尽量用成熟材料和批量生产降低价格。对于几百公斤以下的载荷,他认为拖着回收腿、返航燃料和海上平台未必最省。
“你们证明了一级可以回来,不等于所有火箭都必须回来。”他说,“我只要把一次性箭做得足够快、足够便宜,也能抢你的客户。”
星辰市场经理想反驳,马飞先把成本表看完。
“发动机试车次数太少,批产良率按理想值算了。”他指出两行,“发射场周转也没计入延期。”
魏北川没生气,反而拿笔圈住:“我回去补。你们复用箭的翻修人工,也别总按成熟后的数字宣传。”
两个人对视几秒,同时笑了。
“等你飞。”马飞说。
“不会太久。”
魏北川转身前,又从口袋里掏出一只磨旧的压力传感器,放在展台上:“你们退役那台十八米压力供给试验器留下的东西。我以前从照片里见过,今天带个同型号给你。不是送礼,提醒你一声——老家伙没飞过,不代表它没教会别人东西。”
马飞没有纠正他的胜负心。他让人把传感器登记后摆进技术展柜,旁边只写来源与型号,没有写谁向谁低头。
当晚,星辰市场经理还是忍不住问:“您真不担心他把小载荷价格打下来?”
“当然担心。”马飞把魏北川那张成本表折好,“所以别只盯着他火箭回不回来。客户买的是按时入轨,不是看海上表演。”
这句话连夜进了市场复盘。回收成功带来的掌声不会自动变成订单,星辰若在排期、接口和服务上变慢,最漂亮的落平台视频也挡不住客户转身。
“以前客户只有我们做星座。现在七家公司都说要做。”
叶骁把会场收来的宣传册摊开。
农业遥感、海事通信、物流追踪、宽带接入、气象监测,每一本都画着一圈绕地球的小卫星。有人规划几十颗,有人张口就是上千颗;有的已经有样机,有的连频率都没弄清。
冯启明在地图上标出可能真正落地的几家。点还没连成线,墙上却已经挤满不同颜色。
马飞看完,拿起红笔,把其中三份圈了出来。
一家背后站着国内通信设备巨头,一家由成熟卫星团队出来创业,另一家的资金来自海外互联网公司。
“宣传册不用怕。”他说,“这三家会真发。”
叶骁问:“先盯哪一家?”
门外有人敲了两下。一名市场经理抱进来新的资料,最上面印着一幅覆盖全球的卫星网络图。
“不用挑了。”他说,“他们都盯上我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