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7章 午夜对镜(1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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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清汤挂月的晚餐

晚上七点半,李建国推开锈迹斑斑的院门时,院子里的灯还亮着。那是妻子陈秀英特地为他留的灯——一个15瓦的节能灯泡,昏黄的光勉强照亮不足十平米的院子。

“回来了?”陈秀英从厨房探出头,围裙上沾着面粉。

“嗯。”李建国应了一声,把安全帽挂在门后。他在建筑工地做模板工,今天打了十二个小时的混凝土,蓝色工装后背结了一层白色的盐霜。

女儿李小雨从里屋跑出来:“爸,今天模拟考成绩出来了。”

“多少?”李建国蹲下身解劳保鞋的鞋带,手指因为长时间握振动棒而不停颤抖。

“年级第38名。”小雨的声音里藏着小心翼翼。

李建国手上的动作停了。昏黄的灯光下,他额头上深深的皱纹像是刀刻出来的。“上次是42名,进步了。”他说这话时没有抬头,但小雨听得出父亲声音里的那丝颤动。

晚饭是白菜豆腐汤,清汤里漂着几片白菜叶,两块拇指大的豆腐沉在碗底。主食是陈秀英自己蒸的杂面馒头,只有婴儿拳头大小。唯一算得上荤菜的,是炖在铁锅里的两个鸡腿——那是陈秀英在菜市场收摊前买的处理品,七块钱两个。

“小雨要高考,得补补。”陈秀英把两个鸡腿夹到女儿碗里,又看看丈夫,“你明天还要上工,也吃一个吧?”

李建国摇头,把鸡腿夹回妻子碗里:“你贫血,你吃。我在工地上中午吃过肉了。”

他在撒谎。工地食堂十块钱一份的盒饭,只有两片肥肉漂在白菜上。但他习惯了,二十年的建筑生涯,让他习惯了把好东西留给家人。

小雨低头扒饭,眼泪掉进汤碗里。她知道父亲在撒谎,知道母亲贫血是因为总把鸡蛋省给她吃,知道这个家像一根绷紧的弦,而她是弦上唯一的希望。

“哭什么?”李建国声音粗粝,“好好读书,考上大学,爸妈就享福了。”

饭后,小雨在里屋写作业,陈秀英在院子里洗衣服。李建国检查女儿的书包——数学试卷上红笔批注着详细的解题步骤,英语笔记本上密密麻麻记满了单词。他只有初中文化,看不懂那些公式和字母,但他认得认真,认得工整。

“爸,这道题我不会。”小雨指着物理卷最后一道大题。

李建国凑过去看了半天,摇摇头:“爸不懂。明天去问老师,啊?”

他其实想说,爸爸要是多读点书,就能教你了。但他没说出口,只是摸了摸女儿的头,粗糙的手掌擦过她柔顺的马尾辫。

十一点,小雨睡了。陈秀英还在灯下缝补李建国磨破的工装裤。李建国坐在门槛上抽烟,三块钱一包的劣质香烟,他深深吸一口,吐出浑浊的烟圈。

“今天工头说,下个月南郊有个新楼盘开工,要赶工期,工资日结,一天两百。”他低声说。

陈秀英的手顿了顿:“那得住工地吧?”

“嗯,一个月不能回家。但能多挣两千。”李建国掐灭烟头,“小雨高三了,补习费、资料费、以后上大学的学费...得攒。”

陈秀英没说话,只是缝补的动作更快了。针脚细密,像是要把所有说不出口的担忧都缝进布里。

十二点,夫妻俩躺下。老旧的木床发出不堪重负的呻吟。李建国听着妻子均匀的呼吸,自己的肚子却开始叫了。晚上那碗清汤寡水,早就消化完了。

饿。那种饿不是嘴馋,而是从胃里烧起来的,带着酸水的空虚感。他翻了个身,尽量不发出声音。

陈秀英在黑暗里开口:“饿了?”

“没。”李建国说。

“厨房柜子最里面,还有两个鸡蛋。”陈秀英的声音很轻,“本来是留给小雨明早吃的,你先吃吧。我明早煮面条。”

李建国没动。他知道那两个鸡蛋是妻子藏起来的,她总这样,像过冬的松鼠,一点点囤积微不足道的食物,以备不时之需。

饿意越来越强烈,像有只手在胃里搅动。终于,他还是起来了,赤脚走进厨房。

月光从破了一半的塑料窗户纸透进来,在地上铺出一小片惨白。李建国摸到柜子里的鸡蛋,小小的,握在手心里还有余温。他烧开一锅水,把鸡蛋打进去,看着蛋白在沸水中凝结成云朵状。

他吃得很慢,小口小口,仿佛要把每一丝蛋白质、每一缕热量都压榨干净。汤也喝了,滚烫的,从喉咙一直暖到胃里。

离凌晨四点还有三个半小时。他得再睡一会儿,然后起床,去工地旁边的早餐铺,花三块钱买两个包子一碗稀饭,把肚子填得实实在在的,然后去扛水泥、搬钢筋、打混凝土,用一身力气换一天的工钱。

苦是有数的。李建国常常这样告诉自己。熬到小雨考上大学,熬到她找到工作,熬到她能在这个城市站稳脚跟。那时候,他就能喘口气了。

窗外的月亮很亮,亮得能看清墙上雨水渗出的霉斑。李建国重新躺下时,陈秀英的手轻轻搭在他手臂上。很轻,像是怕碰碎什么。

“睡吧。”她说。

“嗯。”他闭上眼睛。

饿意暂时退去,取而代之的是更深层的疲惫。但疲惫里,有一种很结实的东西——明天太阳会照常升起,早餐铺的包子会准时出笼,工地上有活等着他干,女儿会背着书包去上学,妻子会在家里计算这个月的开支。

日子是清贫的,但清贫里有盼头。像在漫漫长夜里跋涉的人,抬头能看见启明星。

二、烧烤店里的盛宴

同一时刻,城市另一边灯火通明。

“王总,再开一箱!”张浩明举起酒杯,金黄的液体在霓虹灯下泛着光,“今晚不醉不归!”

包厢里烟雾缭绕。烤串的油滴在炭火上,发出“滋啦”的声响。辣子的焦香、啤酒的麦芽香、男人身上的古龙水香混合在一起,酝酿出一种放纵的气息。

“张总豪气!”桌对面秃顶的王总已经满脸通红,衬衫扣子解到第三颗,“服务员,再来二十串腰子,要最肥的!”

张浩明大笑,端起酒杯一饮而尽。冰镇的啤酒滑过喉咙,带来短暂的麻痹感。他需要这种麻痹——今天下午,公司账上最后一百万被银行划走,抵押给银行的厂房下个月就要被拍卖。但这些,此刻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桌上这十来个“兄弟”,是他用一顿烧烤就能聚拢的人脉,是他在这个城市还能呼风唤雨的证明。

“张哥,”旁边染着黄毛的小年轻凑过来,递上一支中华,“听说东郊那块地,您有门路?”

张浩明接过烟,就着小年轻手里的打火机点燃,深深吸了一口:“市规划局李局是我铁哥们。改天组个局,一起打球。”

他说这话时面不改色,仿佛上周李局秘书在电话里说的“张总,领导最近很忙,改天吧”从未发生过。成年人的世界,真话假话掺着说,只要场面上过得去就行。

火鸡面上来了,红彤彤一层辣椒油,上面铺着烤肠、鱼丸、午餐肉。张浩明夹了一大筷子塞进嘴里,辣味瞬间炸开,从舌尖一直烧到胃里。他满足地哈着气,又灌下半杯啤酒。

“痛快!”他抹了抹嘴,“人活着图什么?不就图个痛快!”

这话是说给别人听的,也是说给自己听的。十年前,他还是个在工地搬砖的农民工,住工棚,吃咸菜,最大的梦想是攒够钱回老家盖三间瓦房。后来跟着包工头做工程,一步步爬起来,开公司,买奔驰,住进这个城市最贵的小区。

他以为苦尽甘来了。直到三年前,工程款被拖欠,银行贷款到期,合作伙伴卷款跑路。他像在悬崖上走钢丝,表面上还光鲜亮丽,内里已经千疮百孔。

“张总,我敬您。”一个穿着暴露的年轻女孩端着酒杯靠过来,身上的香水味浓得呛人,“早就听说您的大名了。”

张浩明来者不拒,又是一杯下肚。女孩的手搭在他大腿上,他没有推开。妻子上个月带着孩子回娘家了,走的时候说:“张浩明,你继续喝,喝死算了。”

喝死?怎么可能。他还没享受够呢。有钱人的快乐,穷人是想象不到的。

午夜十二点,第三箱啤酒见底。张浩明摇摇晃晃站起来,从钱包里掏出一叠钞票拍在桌上:“今晚我买单!兄弟们尽兴!”

欢呼声中,他走出烧烤店。夜风一吹,胃里翻江倒海。他扶着电线杆吐了,吐出来的全是啤酒和辣椒油,在路灯下泛着诡异的油光。

司机小刘赶紧过来搀扶:“张总,送您回家?”

“回...回家。”张浩明钻进奔驰后座。真皮座椅散发着皮革特有的气味,混合着车里的香薰,让他又想吐。

车窗外,城市夜景飞快倒退。霓虹灯、写字楼、高档小区...这些都是他用二十年打拼换来的。可不知道为什么,此刻看着这一切,他只觉得空。

手机响了,是妻子发来的微信:“女儿发烧了,三十九度五,我一个人在医院。”

张浩明盯着屏幕看了几秒,手指在键盘上停留,最终没有回复。他关掉手机,靠在椅背上闭上眼睛。

没关系,他想。明天给妻子转点钱,买点礼物,再说几句好话,事情总会过去的。这些年不都这么过来的吗?

三、午夜的钟声

凌晨十二点半,李建国被饿醒了。

不是那种可以忍耐的饥饿,而是胃部痉挛的、带着酸水上涌的生理反应。他轻手轻脚下床,怕吵醒妻子,但陈秀英还是醒了。

“又饿了?”她的声音带着睡意。

“没事,喝点水。”李建国摸黑走到厨房,打开水龙头,对着嘴灌了几口凉水。水暂时填满了胃,但很快,更强烈的空虚感袭来。

他蹲在厨房门口,月光照在他佝偻的背上。五十岁不到,腰已经直不起来了。医生说是腰椎间盘突出,建议卧床休息,可他不能休息。休息一天,就少一天工钱。

冰箱是二十年前的老款式,运行时发出拖拉机般的轰鸣。里面空荡荡的,只有半棵白菜、几个鸡蛋、一瓶吃了一半的腐乳。李建国盯着那两个鸡蛋——那是留给小雨明天的早餐。

最终,他还是拿出了鸡蛋。但在开火前,他犹豫了。打开米缸,里面还有浅浅一层米。他舀出半碗,淘洗干净,加水煮粥。

粥在锅里咕嘟咕嘟冒着泡,米香渐渐弥漫开来。李建国守着炉火,火光映着他黝黑的脸。他想起了老家,想起了母亲。小时候家里穷,母亲也是这样,在深夜为他煮一碗粥,粥很稀,能照见人影,但很暖。

粥煮好了,他盛了半碗,就着腐乳,一小口一小口地吃。每一口都嚼很久,让米粒的甜味充分释放。胃渐渐暖和起来,痉挛平息了。

他看了眼墙上的钟——凌晨一点。离天亮还有三个小时。三个小时后,他会起床,用冷水抹把脸,骑上那辆除了铃不响哪都响的自行车,穿过还在沉睡的城市,去工地旁边的早餐铺。王寡妇的包子铺,一块五一个,皮薄馅大,咬一口流油。再配一碗五毛钱的稀饭,能撑一上午。

吃完粥,他把碗洗了,灶台擦干净,不留痕迹。重新躺回床上时,陈秀英翻了个身,背对着他。但他知道她没睡。

“小雨明年高考。”陈秀英突然说。

“嗯。”

“要是考上一本,学费一年得五千多。”

“我算过了。”李建国在黑暗里睁着眼睛,“下个月去南郊工地,一天两百,干三十天是六千。再加上这个月工资,能凑八千。学费够了,还剩点给她买件新衣服。小姑娘大了,不能总穿校服。”

陈秀英没说话,但李建国听见了很轻的啜泣声。他伸出手,摸索着找到妻子的手,握在掌心。那只手很粗糙,有很多裂口和老茧,和他的一样。

“会好的。”他说,不知道是说给妻子听,还是说给自己听。

窗外传来遥远的钟声——是市中心钟楼的报时。凌晨两点了。李建国闭上眼睛,开始数羊。一只羊,两只羊...数到一百只时,他睡着了。梦里有热腾腾的包子,有女儿的通知书,有一间不漏雨的房子。

而此刻的张浩明,正从一场噩梦中惊醒。

不是被饿醒的,是被痛醒的。

起初只是胃部隐隐作痛,他以为是晚上吃太多辣,没在意。翻了个身想继续睡,疼痛却突然加剧,像有一把刀在肚子里搅动。

“呃...”他蜷缩起身体,冷汗瞬间湿透了睡衣。疼痛从胃部辐射到后背,像有人用铁链勒住了他的胸腔,每呼吸一次,都带着撕裂感。

“药...”他挣扎着去够床头柜,手抖得厉害,打翻了水杯。玻璃碎裂的声音在寂静的夜里格外刺耳。

止痛药吞下去,没有任何作用。疼痛越来越剧烈,他开始呕吐,吐出来的全是晚上吃的烤串和啤酒,酸臭的气味弥漫了整个卧室。

“救...救命...”他摸到手机,手指因为疼痛而不听使唤,试了三次才解锁。通讯录里几百个联系人,他往下翻,却不知道该打给谁。

打给妻子?她可能在陪女儿输液,可能已经睡了,可能根本不想接他电话。

打给司机小刘?他只是雇员,这个点凭什么来?

打给那些称兄道弟的朋友?他们此刻大概也在某张床上酣睡,或者在某个会所继续狂欢。

疼痛让他意识模糊。最终,他拨打了120。等待救护车的十分钟,像一个世纪那么漫长。他躺在一片狼藉中,昂贵的真丝睡衣沾满了污物,身体蜷成虾米,像一条濒死的狗。

原来人痛到极致时,尊严是最先被丢弃的东西。

四、急诊室的夜晚

救护车的鸣笛声划破夜空。

张浩明被抬上担架时,看见邻居家的灯亮了,有人从窗户里探头张望。他下意识想遮住脸——在这个高档小区,被人看见如此狼狈,明天就会成为整个圈子的笑柄。

但疼痛让他顾不上了。每一次颠簸都像在受刑,他忍不住惨叫出声。

“急性胰腺炎,很严重。”急诊医生看了一眼CT片子,语气平静得像在说今天天气不错,“需要马上住院,禁食,上监护。”

“医...医生,多少钱都行...”张浩明抓住医生的白大褂,“用最好的药,住最好的病房...”

“现在不是钱的问题。”护士推开他的手,开始给他扎针,“是你要配合治疗。接下来几天不能吃东西,水都不能喝,靠营养液维持。疼痛会持续,你要有心理准备。”

不能吃东西?张浩明懵了。他这辈子最享受的就是美食美酒,现在告诉他连水都不能喝?

疼痛暂时被止痛针压制,但饥饿感接踵而至。不是李建国那种生理性饥饿,而是一种更深层的、心理上的空虚。他习惯了用食物填满自己,食物是慰藉,是奖励,是证明自己“过得不错”的方式。

而现在,他连这点慰藉都被剥夺了。

VIP病房很豪华,有独立卫生间,有大屏幕电视,有会客区。但这一切在疼痛面前毫无意义。张浩明躺在病床上,身上插着各种管子,像一具等待解剖的尸体。

手机在床头柜上震动,是他生意上的伙伴:“张总,明天高尔夫,来不来?”

“来不了,住院了。”他有气无力地说。

“哟,怎么了?要不要兄弟们去看看你?”

“不用,小毛病。”他下意识地说,维护着那点可怜的体面。

挂断电话,病房重新陷入寂静。只有监护仪规律的“滴滴”声,证明他还活着。他盯着天花板,第一次如此清晰地意识到:原来那些推杯换盏的朋友,那些称兄道弟的伙伴,那些前呼后拥的热闹,都是假的。

疼痛是真的,孤独是真的,这具正在腐朽的身体是真的。

凌晨三点,他又开始痛。这次不是剧痛,而是一种钝痛,绵长而顽固,像有人用锤子一下一下敲打他的内脏。他按铃叫护士,护士来了,看了一眼监护仪,面无表情地说:“止痛针不能多用,你忍忍。”

忍。这个字像一根针,扎进他膨胀了二十年的自尊心里。

他想起了二十年前,在工地工棚里,他也是这样忍着——忍着酷暑,忍着蚊虫,忍着工头的辱骂,忍着对未来的恐惧。那时候他告诉自己:忍过去,等有钱了,一切都会好。

现在他有钱了,为什么还要忍?

窗外,天边开始泛起鱼肚白。新的一天要开始了,但对张浩明来说,这一天没有早餐铺的包子,没有热气腾腾的稀饭,只有无尽的疼痛和饥饿。

而同一片天空下,李建国已经起床了。

冷水扑在脸上,让人瞬间清醒。他换上工装,检查了工具包,推着自行车出门。凌晨四点的街道很安静,只有清洁工扫地的“沙沙”声。

早餐铺的灯已经亮了,蒸笼冒着白茫茫的蒸汽。王寡妇系着围裙在忙活,看见他,笑了:“李师傅,今天这么早?”

“赶工。”李建国停好车,“老样子,两个肉包,一碗稀饭。”

“好嘞。”王寡妇掀开蒸笼,热气扑面而来。她麻利地夹出两个最大的包子,又盛了满满一碗粥,“今天包子是猪肉大葱的,香着呢。”

李建国在塑料小凳上坐下。包子很烫,他一边吹气一边小口咬。肉汁溢出来,烫了舌头,但他舍不得吐,囫囵吞下去。真香啊,肉的丰腴,葱的辛香,面皮的麦甜,在嘴里混合出实实在在的满足感。

稀饭煮得稠稠的,米粒都开了花,就着老板娘自制的咸菜,他能喝两大碗。但今天只喝一碗,够了,五分饱最好,吃太饱干活会难受。

“你家小雨快高考了吧?”王寡妇一边揉面一边问。

“嗯,六月。”

“有出息,肯定能考上。”王寡妇擦擦手,从笼屉里又拿出一个包子,塞给李建国,“这个豆沙的,给小雨带上。小姑娘学习辛苦,得补补。”

李建国想推辞,王寡妇已经转身去忙了。他握着那个还温热的包子,手心发烫。

天亮了。太阳从高楼后面爬上来,金色的光铺满了整条街。建筑工地上,塔吊开始转动,机器轰鸣起来。工友们陆续来了,互相打着招呼,开粗俗的玩笑,空气里弥漫着汗味、烟味、还有希望的味道。

李建国戴上安全帽,系好安全绳,开始往楼上扛水泥。一袋水泥五十公斤,他一次扛两袋。汗水很快湿透了衣服,但他脚步很稳,一步一个台阶。

抬头看,大楼已经封顶了。工头说,下个月就能交房。李建国想,等这栋楼盖好,拿到工钱,他要去给小雨买一台笔记本电脑。大学生都要用电脑的,不能让孩子在大学里被人看不起。

想到这里,他腰不酸了,背不疼了,脚步更有力了。一袋,两袋,三袋...汗水滴在水泥台阶上,很快被太阳晒干,留下深色的印记。

那是努力的印记,是活着的证据。

五、病房里的镜子

住院第三天,张浩明勉强能坐起来了。

疼痛还在,但已经可以忍受。饥饿感却与日俱增——不是胃的饥饿,是精神的饥饿。他习惯了用食物填补空虚,现在这个出口被堵死了,空虚就像涨潮的海水,汹涌而来。

护工是个五十多岁的阿姨,姓刘,做事麻利,话不多。每天按时给他擦身、换药、记录数据,但眼神里没有温度。张浩明知道,在她眼里,自己只是一个有钱的病人,和楼下普通病房那些病人没有区别。

不,也许有区别。普通病房的病人家属会围着病床,嘘寒问暖,会因为医药费发愁,但也会因为一点好转而欢欣鼓舞。而他的VIP病房,除了第一天有几个下属送来果篮,再无人问津。

妻子来过一次,放下一个保温桶,里面是白粥。“医生说你只能吃流食。”她说完就走了,没有多看他一眼。

张浩明看着那桶白粥,突然想起二十年前,他发高烧躺在工棚里,妻子(那时候还是女朋友)连夜坐火车赶来,用煤油炉给他熬粥,一勺一勺喂他。粥很烫,她一边吹一边说:“慢点喝,小心烫。”

那时候真穷啊,穷到两个人分一碗粥。但那时候,粥是烫的,心是热的。

现在,粥是温的,心是凉的。

“刘姨,”他叫住护工,“能帮我开电视吗?”

电视打开了,是早间新闻。女主播字正腔圆地播报着经济形势、股市行情。张浩明烦躁地换台,综艺节目里明星们在玩游戏,笑声虚假而刺耳。再换,是纪录片,讲的是建筑工人。

镜头扫过工地,灰尘漫天,工人们戴着安全帽,在钢筋水泥的丛林里穿梭。一个特写镜头给到一个中年工人,他正扛着两袋水泥上楼梯,汗水从安全帽沿滴下来,在满是灰尘的脸上冲出两道沟壑。

张浩明愣住了。

那个人,多像二十年前的自己。

不,那就是二十年前的自己。一样的蓝工装,一样的安全帽,一样的因为长期负重而微微佝偻的背。那时候他最大的梦想,就是有一天不用再扛水泥,不用再住工棚,不用再吃馒头咸菜。

现在他梦想成真了,可为什么一点也不快乐?

镜头跟着那个工人进了工棚。简易房里挤着八张上下铺,工人们正在吃饭。不锈钢饭盆里,是白菜炖豆腐,两个大白馒头。工人们蹲在地上,吃得很快,很香。有个年轻人说:“等这个工程完了,就能回家娶媳妇了。”其他人都笑,笑容淳朴而真实。

张浩明突然觉得嘴里发苦。他想起昨天晚上,他点的那些烤串,那些啤酒,那些他根本没吃几口就倒掉的食物。那一顿饭的钱,够这些工人吃一个月。

“刘姨,”他问护工,“你一个月工资多少?”

刘姨正在叠衣服,头也不抬:“四千五。”

“够用吗?”

“省着点,够了。”刘姨说,“我儿子上大学,一个月生活费一千五。老伴在老家种地,一年也能挣个万把块。日子紧巴巴,但过得去。”

“没想过换工作?”

“我都这个年纪了,还能换啥?”刘姨笑了,笑容里有种认命的坦然,“在医院做护工挺好的,管吃管住,工资按时发。病人好了出院,会跟我说谢谢,我就挺高兴。”

张浩明不说话了。他想起自己公司那些员工,他总觉得他们不够努力,不够忠诚,总想着跳槽。他给他们发工资,觉得自己是施舍者。可现在想来,也许在他们眼里,自己只是个付钱的老板,和医院没什么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