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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一早,刘建军推门进来,把那沓文件拍在桌上。
文件落桌的声音很沉,厚得像一本书,深灰色封面,右上角印着三星英文全称,左下角“FIDENTIAL”,角上盖着“机密”红戳,油墨蹭了一点在刘建军拇指上。
“五十七页。”刘建军说,“三星正式向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提交的337调查起诉书。法务部刚收到的传真,纸质的走国际快递比电子版晚了半天,但内容一样。”
林振宇放下纪要,拿起文件。
翻开第三页,五项专利对照表,每一项都对应了星辰产品的具体功能模块。
第一项专利涉及无线通信协议层的信号调制方式,起诉书里详细描述了星辰基带芯片在某一个具体信号路径上的处理流程,连芯片内部某个电容的型号都列了出来,旁边标注了“经拆解确认”。
第二项涉及基带芯片的多线程调度机制,第三项涉及射频前端的天线切换逻辑,第四项和第五项是外观设计。
每一项都标了页码和行号,连星辰产品里哪个零部件用了哪个电路都写得清清楚楚。
翻到第十七页,三星画了一张流程图,把星辰基带芯片某条信号路径完整标了出来,圈出一个节点,旁边写:“该实现方式与三星第US-7,123,456号专利权利要求3存在实质重叠。”
连参考文献的页码都标了,引用了一篇2012年的学术论文。
翻到第三十八页,救济措施——永久禁售、三倍赔偿、全部诉讼费用。
加粗字体,标得像是法院已经判了。
条款写得很细,连“禁售”的范围都做了具体界定——不仅包括S3和星芒系列的整机,还包括使用了相关技术模块的任何衍生产品。
这意味着如果官司输了,整个产品线都会被卡住。
林振宇合上文件,手在封面上停了半秒。
“三星拆过S3。”
刘建军靠在桌边:“你怎么看出来的?”
“流程图里标了四个关键节点,有两个在芯片封装内部。”林振宇把文件推回桌角,“不拆机拿不到那些数据。
另外他们列出来的那个电容型号,是S3第二批次才换的供应商,第一批次用的是另一个型号。如果只是看公开资料,不会知道这个区别。”
刘建军沉默了两秒:“那你打算怎么应对?”
林振宇拉开抽屉,从最底下抽出一份文件夹,翻到第五页,上面画了两种方案的对比图。
左边是三星专利描述的方案,右边是星辰实际使用的方案,形状不同,参数不同。
旁边用铅笔写着一行注释:“多了一个整形步骤,整条路径从底层就分开了。”
他翻到第七页,看到郭志勇手写的验证笔记,上面记了三次仿真测试的结果,第一次失败,第二次有偏差,第三次才完全跑通。
笔记旁边用红笔打了个勾,日期是去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郭志勇去年十一月就把这条路线跑通了。”林振宇合上方案放回抽屉,“方案在抽屉里放了一个月了。三星起诉书到的时候,这份方案已经在里面躺了快一个月。”
刘建军靠在桌边没动:“那法务部那边的材料整理到什么进度了?”
“三天后正式提交。第三方评估也回来了,结论是两条路线没有实质重叠。法务部在过格式审核,第三方专利分析机构的评估报告已经出了,结论写得很干净,没有任何模糊表述。”
刘建军又问:“三星这五项专利你全都看了一遍?”
“看了。第三项最麻烦,卡在基带信号调制的核心环节。但郭志勇的绕道方案正好改的就是那一块。
三星画流程图圈出来的那个节点,郭志勇的方案里那个节点根本就不存在了。他们用的是完全不同的实现路径,整个信号路径从底层就分开了。”
林振宇顿了一下:“三星以为他们卡住了我们的命门,但他们卡住的是我们去年十月份的版本。十一月的版本已经改了。”
刘建军看了他一眼:“所以你早就知道会出这桩事?”
“我去年十一月初跟郭志勇说了一句话——‘三星迟早会在基带上动刀’。”林振宇说,“郭志勇就带着团队把整条路径走了两遍。
没到年底就跑通了。他们不是在应对起诉,是在预判起诉。起诉书到的时候,方案已经等了一个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