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关闭浏览器的阅读/畅读/小说模式并且关闭广告屏蔽过滤功能,避免出现内容无法显示或者段落错乱。
一晃眼,1985年的秋天就踩着落叶来了,大半年的日子,风一样就刮过去了。
年初中英联合声明草签那股热乎劲儿渐渐平息,港岛的日子反倒过得更踏实了——像被人重新上紧了发条。中环写字楼里的电梯上上下下,咖啡香混着打字机声飘满走廊
街边的商铺一家接一家掀开卷闸门,卖鱼蛋的、做西服的,烟火气又旺了起来。楼市股市也稳稳妥妥地往上走,没了之前的疯涨,却多了股长长久久的底气。
观塘的星海科技基地,更是换了副模样。
年初还荒草没过脚踝、墙皮剥落的旧厂房,这会儿已经像模像样:东区研究楼封了顶,中区洁净车间开始试运行,西区宿舍区也摆上了床架,有了住人的气息。
围墙刷成了干净的灰白色,大门装了电动闸门,门口钉着块白底黑字的木牌,写着“星海科技研发中心”——字不算气派,却一笔一划,看着格外扎实。
这大半年,阿霞脚不沾地,核心就干一件事:找人。
港岛本地搞半导体的人本就少,沾过芯片设计的更是数得过来。她翻遍了港大、港中文电子工程系的校友录,又托老关系摸了几家外资电子厂的技术骨干名单,前前后后约了十几个人来观塘面谈,挑来挑去只留下四个。
其中最拿得出手的叫陈启明,四十出头,在德州仪器做了十年工艺工程师,回港后在一家本地厂做到技术总监。
第一次见面时他还端着架子,抱着“看看小公司能折腾出什么”的心态,慢悠悠地喝茶问话。结果俩人从芯片制程聊到封装测试,从团队搭建聊到产线规划,一聊就是一下午。
说到MOSFET的沟道长度控制、短沟道效应这些细活,阿霞非但没卡壳,还能接得上话头,说得句句在点子上。
陈启明最后放下茶杯,深深看了她一眼,只说了三个字:“你懂行,我看行……。”
第二天就回原公司递了辞呈。
阿林那边负责找产线和品控的人,路子更野。
她不登报不托人,直接揣着名片蹲到老电子厂门口。中午工人们出来吃盒饭、捞鱼蛋面,她就凑过去搭话,递根烟、买瓶汽水,三两句就能摸清楚对方手艺怎么样、做事靠不靠谱。觉得合适的,当场塞张名片,一句“想不想来新厂子闯闯”。
半个月下来,愣是攒了七八把好手:有干了十几年回流焊的老师傅,闭着眼都能调参数;有懂波峰焊维修的技工,机器出故障听声音就能辨毛病
还有个在日资厂做了五年品控的周姐,戴副细框眼镜,查货时连个毛刺都不放过,做事细得像拿尺子量。阿林一眼就相中了,当场就定了。
她把这批人先安排在观塘基地,一边盯着新设备进场调试,一边手把手带徒弟。等产线正式跑起来,这帮人就是第一批班组长,是撑住整条线的主心骨。
可最难找的,还是芯片设计的人。
这行当在1985年的港岛,基本是一片空白。阿霞跑遍了港岛九龙,就挖到两个留美学微电子、后来回港做电子贸易的华人工程师。俩人理论底子都扎实,可从来没正经参与过流片,缺实战经验。
阿霞拿不准,跑去问雷弟。雷弟听完只说:“理论底子好就够了。技术路线我来定,经验可以慢慢攒。”
就这么着,俩人也留了下来,一个做逻辑设计,一个画版图,先把芯片设计的架子搭了起来。
九月下旬的一天,雷弟亲自去了趟观塘。
他平时很少去东区研究楼,那天却一个人上了楼,把陈启明和那两个芯片工程师叫进小会议室,关上门谈了整整一下午。
没人知道他们在里面聊了什么,只知道三个人出来的时候,神色跟进去时完全不一样——先前那点迟疑、茫然,还有点摸不着方向的劲儿全没了,眼睛亮得像点了灯。
后来陈启明私下跟阿霞抽烟时说:“雷先生不像是个做生意的老板。他是真懂技术,懂到骨子里。更难得的是,他知道路该往哪儿走。”
没过几天,雷弟就让人事出了星海科技第一份正式招聘启事,一共五个岗位:数字芯片设计、模拟芯片设计、半导体工艺、封装测试、嵌入式软件开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