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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票退回来的时候,封口上还粘着一点河沙。
阿岚把棕色信封放到柜台上,没急着拆。信封正面盖着廊开分行的蓝章,背面却多了一枚曼谷的红色方印:请经指定行呈递。印泥没有干透,指尖一碰便拖出一道暗红。
“三十二袋的款。”她说,“五袋待验没有算进去。”
梁世安撕开封口。汇票抬头、金额和到期日都对,收款人也是华洋银行南岸柜。只有右下角那一行被红笔圈住:北部商号之汇兑,须由曼谷指定结算行复核;未附北部商号登记总册,不予受理。
“总册?”他抬头。
“对方说是新规。”阿岚把随票来的便笺递过来,“十七家已经登记过的北部商号,连同住址、店主、往来船号和上月交易额,一份都不能少。”
柜台外正等着领钱的黄启发听见“住址”,脸色立刻变了。他的兴泰碾米铺刚把三十二袋米推进干仓,皮带还在北榄坡,钱却要先付出去。若这张汇票再拖五日,碾米铺的旧皮带撑不过去,黄启发就得向本地放贷人借高息现金。
“我可以把铺子的执照给你们。”他说,“但我不想让曼谷的人拿着我的住址去问邻居,我去年买了多少米。”
梁世安没有马上答。他将汇票压在木尺下,翻看背面附的通知。纸上的措辞并不粗暴,甚至写明指定行只为防止伪造汇票、重复兑付和未经许可的外汇转移。曼谷怕北部钱流得太快,也怕有人借米、皮带和泵件的名义把别的东西带过关卡。这些担心并非全是借口。
巴颂在午前赶到。他看完红印,先问:“你们要不要走曼谷的路?”
“要。”梁世安说。
黄启发抬头,像没想到他答得这么快。
“北部的结算若永远绕开指定行,暹罗中央迟早会把每一张华洋凭条都当成私票。”梁世安将通知折回去,“可走这条路,不等于把客户册交给每个拿着红章的人。”
巴颂没有替曼谷辩护。他拿出一份较薄的泰文电报:“指定行想知道谁在交易,中央银行想知道钱从哪儿来。地方商会也在说,华洋若只凭一张自己的凭条放钱,北部商号会越来越依赖你们。”
“那就让指定行逐笔知道。”梁世安说,“每一笔给开户人、收货人、货类、袋数、船名、许可和到货回执。原件可以当面验,副本留在指定行。若要登记,登记的是这张汇票,不是一整条河的客户。”
“他们会说这样太慢。”巴颂道。
“慢一点总比把十七家商号的账和住址送进一个没人能追责的抽屉好。”
银行后间传来算盘声。阿岚把黄启发的执照、三十二袋收货回执和五袋待验的分列单放在一起。三十二袋的货已经进仓,款项有对应的货;五袋仍靠着河埠,不能用同一张汇票把它们一起垫出去。她小声提醒:“指定行若按整单审,会问为什么三十七袋只结三十二袋。”
“就照实答。”梁世安说,“湿袋待验,未结。别为了让表格好看,先把风险塞进钱箱。”
下午,曼谷指定行的代表终于到了。来人叫纳林,四十岁上下,白衬衣袖口沾着车尘,手里提一个窄皮箱。他没有带卫兵,也没有把通知说成命令,进门后先向黄启发道歉,说路上的雨让车慢了半日。
“我们不是拒绝这笔款。”纳林说,“是不能在没有登记依据的情况下替北部商号清算。去年有两张汇票一票两兑,最终追到的是不存在的米仓。曼谷挨了骂,北部商号也没拿到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