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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龙路地下室,一盏白炽灯从天花板上垂下来,灯泡上积了一层薄灰,光线落在桌面上的时候已经发黄。
灰棉袄女人被绑在椅子上,手腕上的麻绳勒出了红印,嘴里的布条取掉了。
她没有咳嗽,没有活动下颌,坐在那里的姿势跟被绑之前没什么大区别。
沈玉兰在她对面坐下来。
两人之间隔了一张小方桌,桌上三样东西:一杯水,一包压缩饼干,一面巴掌大的圆镜子。
没有刑具。
沈玉兰把椅子往前拉了半寸,旗袍的下摆搭在膝盖上,两只手交叠放在桌面上,没有说话。
女人也没有说话。
白炽灯的钨丝嗡了一声,细得要竖起耳朵才听得见。
一分钟过去了。
女人的呼吸均匀,每一次吸气和吐气的间隔几乎一样,瞳孔不动,视线停在桌面某个不确定的区域,不看杯子,不看饼干,不看镜子,也不看沈玉兰。
两分钟。
沈玉兰的目光从女人的脸上慢慢移到她的手上。
左手无名指的根部,有一圈颜色比周围皮肤浅了半个色号的印痕,窄窄的,宽度跟一枚素面戒指的边缘吻合。
摘掉不超过两个月。
沈玉兰用右手把小镜子从桌面上推过去,推到女人面前,镜面朝上,照着白炽灯的光,在女人的下巴上投了一小片反光。
沈玉兰开口了,用的是日语。
“你丈夫知道你在做这个吗?”
这句话不长,音节干净,尾音收得利落,连口音都没有。
女人的呼吸断了一拍。
只有一拍,随即恢复原来的节奏,面部肌肉一丝没动。
但那一拍已经足够了。
沈玉兰没有追问,也没有盯着女人的反应看。
她开始讲一个故事,语速不快,日语的句式被她用得像是在铺一条路。
一个日本女人嫁给了中国丈夫。
在上海住了几年,孩子没有,钱也不多。
丈夫的生意越来越差,租界的米面涨价,煤球也贵了。
有人找上门来,说只要跑跑腿,送送东西,每个月就有一笔钱。
不用知道送的是什么,放到指定的地方就行。
女人的脸始终没有表情。
但沈玉兰不是在看脸,她在看眼球。
故事讲到跑腿时,女人的眼球没有任何移动。
讲到丈夫时,微微左移了半毫米,又收回来。
讲到钱时,完全不动。
故事继续,沈玉兰把场景带到了一家洗衣铺,日本人开的,门面不大,街角位置,来取衣服的人里面有些不是来取衣服的。
女人左脚的脚趾在鞋里蜷了一下,布鞋的鞋面鼓起了一个小小的弧度,持续了不到一秒就平了。
沈玉兰把这个信号收进去,嘴上没有停。
“洗衣铺的老板后来出事了,不知道你听说了没有。”
这句话说完,她闭了嘴。
地下室外面的走廊里传来轻微的脚步声,是徐望川。
他在门外站了一会儿,手里捏着一根没点的烟,把烟转了两圈塞回口袋,敲了两下门框,推门进去。
桌上多了一样东西。
山口贞夫的皮面小册子,被翻到其中一页,纸面朝上。
徐望川的手指压在那一页的某一行暗语编号上。
“这是你的联络代号。”
他的中文比刚才沈玉兰的日语粗糙得多,但每个字都砸在实处。
“山口贞夫死了,你的编号作废了,你现在是一个没有上线,没有指令,没人来接的弃子。”
女人第一次主动把视线从桌面移开。
她看向那本小册子,目光在翻开的那一页上停了三秒,然后移向徐望川的脸。
“你杀了他?”
中文带着口音,声调不太准,但语法没有错。
语气里不是恐惧,是在确认一件她已经猜到的事。
“杀了。”
女人的嘴角动了一下,那个动作算不上笑,更接近于某种肌肉的松弛,绷了太久的颧骨和咬肌同时卸了力。
“那你也帮了我一个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