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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天,他们都在机械地重复着同样的动作:蹚雪、爬山、搜索山洞、在冻硬的石头缝里寻找那些早该不存在的线索。
可是,一无所获。
没有任何脚印,没有任何炊烟,甚至连一块被啃过的骨头、一片带血的破布都没找见。
那支曾经在连山关、凤城外围掀起滔天血浪的抗日武装,就像是融化在这无边无际的白雪中一样,消失得干干净净。
这种极寒天气下的长期盲目搜索,对人的体能和心理,是一场近乎凌迟的折磨。大自然没有开枪,却在无声无息地收割着这支讨伐大军的意志。
日军第三大队,第一中队上等兵高桥龙一,正机械地挪动着两条像灌了铅一样的双腿,在齐大腿深的雪窝子里艰难地跋涉。
高桥是个标准的、被日本军国主义彻底洗脑的狂热分子。一个月前,当他得知大队本部下达了进山清剿的死命令时,他是在营房里割破了手指,在一块白布上写下过“七生报国”的血书的。
在1930年代的日本军界,这种源自古代武士传统的“血判状”仪式,早已被扭曲成了一种普遍的法西斯洗脑工具。
特别是经历了国内右翼极端的“血盟团事件”后,“歃血为盟”表达对天皇的绝对忠诚和死战不退的决心,在关东军底层步兵中蔚然成风。那些刚从本土调来、没挨过满洲风雪毒打的士兵,为了向长官表忠心,动辄咬破手指写血书。
这在当时的军营里不仅真实存在,甚至会被长官当成贯彻《军人敕谕》的模范典型在全中队大肆表扬。高桥正是这股狂热风气中最标准的产物。
他忘不了那天清晨出发时的心气儿。那时候,他满脑子都是“大东亚圣战”的光荣,满脑子都是要用手里的三八式步枪和刺刀,去给那些死在七道沟和野狐岭的帝国勇士报仇雪恨。
在他看来,大日本帝国皇军是不可战胜的,那些躲在山里的支那游击队,不过是一群装备低劣、不敢正面对抗的胆小鬼。只要皇军的大网一拉开,就能像捏死蚂蚁一样把他们碾碎。
最初的五天,高桥是整个小队里最积极的。他端着步枪,主动请缨走在最前面探路。每一个树丛他都要用刺刀狠狠地挑开,每一个黑黢黢的山洞他都敢第一个钻进去。他觉得自己的胸膛里燃烧着一团火,那是武士道的烈焰,足以融化这长白山的冰雪。
可是现在,那团火快要被这大雪给捂灭了。
高桥吸了一口零下三十多度的冷空气,感觉肺管子里像是被火烧过一样,每喘一口气都带着尖锐的刺痛。他的睫毛和眉毛上结满了厚厚的白霜,随着眨眼,冰碴子扑簌簌地往下掉。
他的右耳在十天前被冻伤了,当时只是发痒,后来变成了紫黑色,现在已经彻底失去了知觉,硬得像一块死木头。军医告诉他,等下山后,这只耳朵必须割掉,否则会引起败血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