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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6章 进宫面圣,龙颜初现(1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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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问出那句话的时候,整个太和殿安静得像一座坟墓。不是那种压抑的安静,而是那种所有人都屏住呼吸、竖起耳朵、生怕错过一个字的安静。林远站在殿中央,能感觉到无数道目光落在自己身上——有好奇的,有审视的,有不屑的,有期待的,像无数根针,从四面八方扎过来。他深吸了一口气,稳住心神,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清清楚楚。

“回陛下,玉米亩产五百三十斤,红薯亩产六百二十斤。这是臣在广州沙地上种出来的数据。土还没养熟,如果地力跟上,产量还能更高。”

朝堂上炸开了锅。不是那种“轰”一下全部炸开的炸,而是那种窃窃私语像蚂蚁搬家一样慢慢蔓延开来的炸——左边有人在嘀咕,右边有人在交头接耳,后面有人在摇头,前面有人在皱眉。嗡嗡嗡的声音越来越大,像一群蜜蜂在殿内飞舞。

一个白胡子老头从左侧的队列里站了出来。他穿着红色官袍,补子上绣着仙鹤——一品文官。林远不认识他,但能感觉到这个人分量很重。他走路的姿态、站立的姿势、看人的眼神,都带着一种“我在这个朝堂上说了算”的气场。

“陛下,”白胡子老头抱拳行礼,声音苍老但洪亮,“臣有本。”

皇帝靠在椅背上,手指在扶手上轻轻敲了敲,嗒嗒两声。“马尚书,你说。”

马尚书?林远心里一动,礼部尚书马文升?他在广州听胡大海提起过这个人——三朝元老,威望极高,说话比内阁首辅还管用。林远心里咯噔了一下:这种级别的元老出来反对,他今天这关不好过。

马文升转过身,看着林远,目光像一把没有开刃的刀——不锋利,但很重。他上下打量了一番,开口了,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像秤砣一样沉。“怀远伯,你说你种的玉米亩产五百多斤,红薯六百多斤。本官问你,这些数据,是谁记录的?谁核实的?有没有人作证?”

林远不慌不忙,从怀里掏出那本跟了他一路的牛皮账本,双手捧过头顶。“回马尚书,这是臣在广州种玉米时每日记录的账本——播种日期、发芽日期、生长天数、株高变化、每株结几个棒子、每个棒子多少粒、总产量、亩产量,每一笔都有记录。刘大夏刘总督派了农官全程监督核实,数据真实可靠。”

刘瑾从皇帝身边走下来,接过账本,转呈给皇帝。皇帝翻开账本,一页一页地看,看得很慢,眉头一会儿皱一会儿松,像是在核验一笔重要的账目。

马文升没有退回去,站在那里,继续发问。“你方才说土还没养熟,产量还能更高。本官问你,养熟了能高多少?”

林远想了想,说:“臣在非洲种过玉米,那块地种了三年,土养熟了,亩产达到六百八十斤。在印度见过有人种红薯,亩产八百多斤。大明的土地比非洲和印度的肥沃,如果地力跟上、品种选优、技术得当,玉米亩产六百斤、红薯亩产八百斤,不是不可能。”

朝堂上的嗡嗡声更大了。有人惊呼,有人嗤笑,有人摇头,有人若有所思。

右列又站出来一个人,中年,胖乎乎的,穿着青色官袍,补子上绣着锦鸡——三品。他抱拳行礼,声音尖细,像指甲划过黑板。“陛下,臣以为怀远伯所言夸大其词。亩产八百斤?大明的稻田,最好的上等田,风调雨顺也不过三百多斤。他一张嘴就是八百斤,不是欺君是什么?”

林远看了他一眼,不认识。但他不打算问这人是谁,只打算回答他的问题。“这位大人,臣说的是红薯,不是水稻。水稻要水,红薯不要水;水稻要肥,红薯不挑肥;水稻种在平地上,红薯种在山坡上也能长。不同的东西,不能放在一起比。”

胖官员被他噎了一下,脸涨得通红。“你……你这是强词夺理!”

林远不卑不亢:“大人,臣说的是事实。陛下可以派人去广州、去河南、去湖广看看,百姓们种的红薯到底长了多少。”

马文升又开口了,这次不是质问,而是陈述。“怀远伯,不是本官不信你。是朝廷做事,不能凭你一张嘴。你说亩产八百斤,就得拿出八百斤的证据。你说百姓在种,就得拿出百姓种了的凭证。”

林远从怀里又掏出一样东西——一封信。信是牛皮纸信封,边角磨得发毛,封口处盖着一枚朱红色的印章。他把信封举过头顶。

“马尚书,这是刘大夏刘总督给陛下的信,里面详细汇报了广东、广西、福建三省推广玉米红薯的情况。三省去年共种植玉米八千亩,收成四百多万斤;红薯一万二千亩,收成七百多万斤。百姓反映良好,自愿扩大种植规模。陛下可以御览。”

刘瑾又把信转呈上去。皇帝拆开信封,抽出信纸,看得更快了——不是不认真,是刘大夏的字写得工整,条理分明,一眼就能看清。看完之后,皇帝把信放在桌案上,手指在信纸上点了点,抬起头看着朝堂上争论不休的大臣们,开口了。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很清楚,像一块石头扔进嘈杂的水塘,涟漪一圈一圈地荡开,嗡嗡声渐渐平息下来。

“朕在皇庄试种了玉米和红薯,长得确实好。”

一句话,比林远说一百句都管用。朝堂上安静了。马文升不再说话,胖官员缩了回去,那些准备跳出来反对的人也悄悄把迈出去的脚收了回来。

皇帝继续说,语气平淡,像在说今天的天气。“朕让人在皇庄开了五亩地,三亩玉米,两亩红薯。玉米收了不到一千六百斤,红薯收了不到一千三百斤。朕亲自去看了,玉米棒子比朕的胳膊还粗,红薯比朕的拳头还大。朕尝了,玉米甜,红薯更甜。”

他看着林远,眼神温和,嘴角带着一丝淡淡的笑。“怀远伯,你说的数据,跟朕在皇庄种出来的差不多。你没有欺君。”

林远心里那块悬了七上八下的石头,终于落了地。不是慢慢落的,是“咚”一下砸下来的,砸得他胸口生疼,但踏实了。他跪下来,额头触地,声音有点发哽。“臣不敢欺君。臣只是种地的,只会说真话。”

“起来吧,别动不动就跪。”皇帝摆了摆手,“来人,赐座。”

太监搬来一把绣墩,放在殿侧。林远愣了一下——在朝堂上赐座,这是极高的待遇。他看了一眼刘瑾,刘瑾朝他微微点头,意思是“坐吧”。他走过去,坐下来,屁股只挨了绣墩的一半,腰板挺得笔直,不敢靠,不敢晃。

朝堂上又有人站出来了。这次是个武将模样的人,穿着盔甲,腰间别着刀,脸上的横肉像刀刻的一样。他抱拳行礼,声音洪亮得像打雷。“陛下,臣有话说。”

皇帝看了他一眼:“秦将军,说。”

秦将军指着林远,手指粗得像胡萝卜。“陛下,这个洋人跟葡萄牙人是一伙的。葡萄牙人在南海烧杀抢掠,无恶不作。他一个西班牙人,跟葡萄牙只隔一座山,谁知道是不是同伙?臣请陛下明察!”

林远心里一紧——西班牙和葡萄牙虽然挨着,但两国早就结下梁子了。但这人不管这些,在他眼里,所有红头发绿眼睛的都是同一伙人。他站起来,抱拳行礼,声音不大但很坚定。“陛下,将军,请容臣说几句。”

皇帝点头:“说。”

林远转过身,看着秦将军,目光不躲不闪。“秦将军,西班牙和葡萄牙虽然都在欧洲,两国之间只隔着一座山,但做的事完全不同。葡萄牙人在非洲抢地盘、在印度烧港口、在马六甲搞阴谋,这些事,臣都知道。臣在广州做生意,遵纪守法,按时交税,从不欺负百姓。陛下可以派人去广州查,臣有没有做过一件伤天害理的事。”

秦将军哼了一声,脸上的横肉抖了抖。“你说没做过就没做过?谁能作证?”

林远从怀里掏出第三样东西——一封信。这封信比前两封都厚,信封上写着“怀远伯林远亲启”七个字,字迹端正,是刘大夏的笔迹。他把信封举过头顶。

“陛下,这是刘大夏刘总督给臣的信。信里说的不是玉米红薯,是臣在广州、在虎门、在鬼礁做的事。臣协助广东水师剿灭海盗陈旺,臣击退葡萄牙殖民者张元的阴谋,臣的商馆在南海经营多年,从未做过一件对不起大明的事。陛下可以御览。”

皇帝接过信,拆开,看得比前两封都认真。信很长,刘大夏写了满满三页纸,从林远到广州的第一天写起,一直写到鬼礁之战和伶仃洋大捷。皇帝看得很慢,眉头时皱时松,嘴角时翘时平。看完之后,他把信放在桌案上,靠在椅背上,手指在扶手上轻轻敲着,嗒嗒嗒,节奏很慢,像一座老钟在走。

朝堂上安静得能听到门外风吹旗角的声音。

“秦爱卿,”皇帝终于开口了,语气平淡,但每个字都带着分量,“怀远伯若跟葡萄牙人是一伙的,刘大夏不会替他说话。刘大夏这个人,朕信得过。”

秦将军的脸涨成了猪肝色,嘴唇哆嗦了几下,想说什么又咽回去了,抱拳退回了队列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