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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周不是公司死亡日期。
财务把它写在谈判桌最左边:账上总现金先扣开已有用途的退款、工资税费和近期无争议到期款,可用于持续经营调度的部分约二千一百八十万元。按恢复销售、真实结算和已经压缩的支出测算,基准情境每周净流出约二百零六万元,十点六周后必须做第二轮收缩。
若退换反弹、平台结算继续延后,时间缩到七周多。若停掉大部分投放和开发,看上去能拖到十三周,订单和后续回款也会一起下降,不能把静止公司的余额叫安全跑道。
一亿两千万元仍是条款里的数,不在现金表里。
回购页却把它当成未来必须返回的本金。财务按两种算法做了示例:若五年后触发,按每年百分之八单利是一亿六千八百万元;若逐年复利,约一亿七千六百三十万元。草案只写“年化收益”,没有说明算法。
我个人现有财产远小于这两个数。签字不会因为我今天买不起就变轻,只会把一个未来可能履行不了的义务写实。
韩沁问:“知道只剩十周,还准备拒绝?”
“准备拒绝这份。”我说。
桌上是第一轮正式回复。黄色条款已经给了改法:保留信息权;重大担保、关联交易、新融资和超门槛资产处置可以设特别同意;董事席位可以谈;紧急消费者、质量和安全支出先处置、限时补报。
红色有两块。
第一块,交割前取消现有员工激励。我们要求原百分之十随新增投资稀释为交割后百分之八,允许核文件、改以后授予程序,不允许把已签的名字先归零。
第二块,公司与我对五年未上市、业绩未达等宽泛触发承担连带回购,价格按本金和年化百分之八累积,个人责任不设边界。
投资方律师说:“创始人承担回购,市场上并不少见。”
“少不少见不能替我签。”
秦舒没有说回购条款天然无效。她把签约主体、触发条件、价格公式、公司资本程序、创始人责任范围、宽限期和投资方自身违约分别列开。公司承担的回购义务能否实际履行,可能受到减资、资本维持和债权人保护等规则约束;若我另以个人身份作无限连带承诺,风险会直接落到个人,而且不因公司程序走不通就自动消失。
“你可以不担保。”韩沁说,“那机构就要从估值、比例、优先权或其他保护里拿回风险。”
“可以谈拿回什么,不能先把最宽的都放上去。”
投资经理提出“创始人过错触发不设上限,非过错退出以一定范围为限”。但附件里的“过错”仍混着普通经营未达标和故意隐瞒。秦舒要求拆开:欺诈、侵占、恶意违反竞业可以谈责任;行业下行、合规召回、质量暂停或未上市属于投资风险。
清算优先和反稀释也要一起看。若投资方已经在低价退出时先取一倍投资、下一轮低价融资时又获价格调整,再叠加创始人无限回购,三层保护可能让同一个风险被补偿多次。我们不要求全部删除,只要求每层处理什么、是否重复和何时终止写清。
她把笔放下:“陈晓敏,召回是你签的,延期也是你决定的。机构为什么相信五年后你不会再用增长覆盖风险?”
这句话落得准。
我没有拿新质量室那面墙回答。制度刚生效,最长只有几次演练,证明不了五年。投资方要求保护,不是趁火打劫四个字就能打发。
“所以我接受董事席位、信息权、关联回避和质量制度不得单方撤销。”我说,“也接受我恶意欺诈、侵占公司利益或故意隐瞒重大事实时承担明确责任。可正常经营没达到估值目标,不能自动变成我个人无限期替机构保本。”
宋远坐在股东一侧,没有替我说我们一起扛。
他问韩沁:“如果公司因坚持召回或质量暂停没达到业绩,算不算回购触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