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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那头,新任的派出所所长郑国华刚泡好一杯茶准备开始一天的工作,听到电话里的声音,那杯茶差点泼在自己身上。
他在电话里被劈头盖脸地教育了将近十分钟,
“你们公安系统是怎么维护社会治安的。”
郑国华挂了电话之后,揉了揉突突直跳的太阳穴,当机立断做出了一个极其英明的决定,贾东旭这个烫手山芋,一分钟都不能在所里多留。
既然偷盗是现场抓获,事实清楚,证据链完整,连口供都不用录了,直接移送法院。
于是贾东旭前脚刚到派出所,后脚就又被塞上了车,直奔法院。
然而郑国华还是低估了那群贵夫人的行动力。
贾东旭的案卷刚送到法院没多久,法院办公室的电话就响了,接电话的工作人员听完对方的要求,整个人愣住了。
拿着听筒的手僵在半空中,然后赶紧把电话转给了负责这个案子的法官。
法官接过电话,耐心听完,放下电话的时候脸上的表情极其复杂,电话那头的要求简单直白:毙了贾东旭。
法官翻开贾东旭的案卷,从头到尾仔细看了一遍,又把轧钢厂保卫科送来的现场记录和损失清单逐页核对,眉头越皱越紧。
这个年头的法官,绝大多数都是刚进城不久的工农革命干部出身,是纯正的无产阶级共产主义战士,心里装着人民,办案讲证据讲法律。
贾东旭盗窃厂内财物,损毁公物,这罪名,没什么好说的。
但按照量刑标准,盗窃罪加重情节最多也就判个十年八年,加上损毁公物这一条,顶天了十五年、二十年,远远达不到死刑的标准。
就因为偷银耳就要枪毙人?这不成了草菅人命了吗?他一个无产阶级法官,怎么能干这种事。
可是那群贵夫人的来头又太大了,法官虽然不知道她们具体是谁的老婆,但能让交道口派出所所长急急忙忙把人送到法院,能量有多大他心里大概有数。
得罪了她们,自己以后的日子也不好过(也就刚开国,这帮人都是搞工农革命出身,有底线,再过个几十年贾东旭包死的。)
法官揉了揉突突直跳的太阳穴,思来想去,忽然想起这个案子里还有一方不能忽略的角色,工会。
于是他拿起电话,拨通了轧钢厂工会。
电话接通之后,法官把情况简单说了一遍,然后苦口婆心地劝道。
“你们厂那个贾东旭,现在被他打的那个苦主找上门了,要求枪毙他。你说这事弄的,盗窃罪枪毙,哪有这个道理嘛?毕竟是一条人命,你们工会还是要帮帮忙的。”
“你们能不能上门做做受害人的思想工作?判他个十五年、二十年都行,千万别咬着枪毙不放。”
工会主席挂了电话,一屁股坐在椅子上,脸上的表情像是刚被人拉去吃了三大碗黄连。
他刚被那群女人堵在保卫科骂了个狗血淋头,现在又要主动送上门去做思想工作,这不等于自己往枪口上撞吗?可是不去吧,法官那边等着回话,
贾东旭再怎么说也是轧钢厂的正式工人,他这个工会主席要是见死不救,传出去以后在厂里还怎么立足?
他咬了咬牙,硬着头皮站起来,深吸一口气,像上战场一样迈步走向种植场的妇联办公室。
结果他进去话还没说完三句,就被王姨指着鼻子骂了出来。
办公室的门在他身后“砰”地一声摔上,震得门框上的灰簌簌往下掉。
他站在走廊里,脸上挂着一个比哭还难看的表情,脑子里唯一的念头是,我尽力了,剩下的事谁爱管谁管。
可光他一个人说“尽力了”没用。
判肯定是不能让她们找关系判死刑的,但他一个人实在扛不住妇联这帮女人的火力。
工会主席想了想,决定多拉几个垫背的,轧钢厂的书记,保卫科的科长,还有法院那个负责贾东旭案子的法官。
这事大家都有份,凭什么让他一个人顶在前面挨骂,他把这些人都召集到一起,把情况一说,几个人同时沉默了。
厂书记的脸色铁青,保卫科科长嘴角直抽,法官拿着烟的手微微发抖。
沉默了好一阵子之后,厂书记第一个叹了口气。
“都去吧。咱们这么多人一起,总比她指着一个人骂要好。”
于是当天下午,轧钢厂建厂以来最壮观的一次集体求情行动出现了,厂书记走在最前面,工会主席紧跟其后,保卫科科长缩着脖子跟在第三位,连法院的法官都破天荒地亲自跑了一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