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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95章 冰融之季(1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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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年3月18日,惊蛰已过,春分未至。

四水河上的冰层开始发出呻吟般的断裂声。每天清晨,河面都会新增几道漆黑的裂缝,像大地的伤口在缓慢绽开。到了正午,阳光照在冰面上,冰层下的河水汩汩流动,水声透过冰面传来,闷闷的,像是大地的心跳。

魏莱站在新筑的水坝上。坝体经历了整个冬天的考验,冻胀裂缝很少,秦木匠用石灰掺糯米浆修补过的地方依然牢固。坝后的蓄水区,冰面比河道其他地方薄,已经能看见底下幽绿的水在流动。

“最多十天。”王老栓拄着拐杖站在魏莱身边——他的腿保住了,但留下了终身残疾,走路一瘸一拐,“十天之内,冰全化开,水就能进渠。”

“渠都清淤了吗?”魏莱问。

“清了。”王老栓指着远处,“四个村,二十四条支渠,总长三十里。男女老少齐上阵,干了半个月。就是...”

“就是什么?”

“就是太费鞋。”王老栓苦笑,“淤泥里都是芦苇根、碎石头,布鞋三天就磨穿。好些人家,一双鞋补了又补,舍不得扔。”

魏莱看着远处渠道上忙碌的人影。确实,大多数人脚上都是破烂的布鞋,有的用草绳绑着,有的露着脚趾。在零下的气温里,踩在冰水泥泞中,那种刺骨的冷,他体验过。

“铁工厂那边,犁铧打完了吗?”

“昨天刚打完第五十副。”王老栓说,“张小锤说,有了顾老板送的车床,现在一天能打五副,质量还更好。就是...”

“又‘就是’什么?”

“就是原料不够了。”王老栓叹气,“顾老板捐的二十吨生铁,打犁铧用了一半,修农具用了一些,剩的不多了。咱们自己炼的土钢,产量低,质量也跟不上。”

问题总是接踵而至。

魏莱走下坝坡。坝脚下,医疗小组搭的帐篷还没撤——军区医院的三位医生决定再留一个月,帮四水镇培训出第一批合格的卫生员。陈伊伊现在是实际上的卫生所负责人,郑怀远成了她的副手。

帐篷里,陈伊伊正在给一个孩子包扎手臂。孩子是在清渠时被碎玻璃划伤的,伤口不深,但很长。

“以后小心点。”陈伊伊动作轻柔,“你爹娘攒点布票做双鞋不容易,你要是受伤了,他们更心疼。”

孩子咬着嘴唇点头。

魏莱站在帐篷外等。陈伊伊忙完出来,额头上都是细汗。她穿着白大褂,但里面还是那件藏青色的棉袄,洗得发白。

“累了吧?”

“还好。”陈伊伊擦了擦汗,“今天看了十七个病人,五个外伤,八个感冒,四个营养不良。李秀兰的孩子有点肺炎,我让她住下了。”

“能治好吗?”

“有药就能。”陈伊伊说,“但药不多了。部队医院留下的药,撑不到夏天。”

又是一个“不够”。

魏莱忽然觉得,合作社就像个永远填不满的坑。挣一点,花两点;解决一个问题,冒出三个问题。

“伊伊,你觉得咱们能成吗?”

陈伊伊看着他,认真地说:“魏莱,你知道我父亲日记里,最让我震撼的是什么吗?”

“是什么?”

“不是那些矿藏数据,而是他在1945年写的一句话。”陈伊伊望着远处的水坝,“他说:‘中国之难,不在外敌,不在贫穷,而在人心涣散。若能将千万人心聚成一股绳,纵有万难,亦可破之。’”

她转头看着魏莱:“你现在做的,就是在聚人心。你看王老栓,腿瘸了还天天往坝上跑;你看张铁匠,为了赶犁铧,在炉子边睡了七天;你看李秀兰,背着孩子来上工,孩子病了也不肯休息...这些人为什么拼命?”

她顿了顿:“因为他们信你。信跟着你能过上好日子。”

魏莱喉咙发紧。

“所以,”陈伊伊握住他的手,“别问能不能成。问,就是能。因为不成的代价,是辜负这些信你的人。”

正说着,镇口方向传来汽车喇叭声。不是卡车,是小轿车——一辆黑色的伏尔加轿车,这在1954年的东北农村,是绝对的稀罕物。

车上下来三个人。为首的是个五十多岁的老者,穿着灰色中山装,戴着呢子帽,手里拄着文明棍。身后跟着两个年轻人,一个提着公文包,一个拿着笔记本。

周明远瘸着腿迎上去:“请问...”

“我是省农村工作部的调研员,姓杨,杨守仁。”老者声音洪亮,“来了解四水镇合作社试点情况。魏莱同志在吗?”

魏莱快步上前:“杨老您好,我就是魏莱。”

杨守仁上下打量他,目光锐利:“嗯,比我想象的年轻。走吧,找个地方说话。”

会议室里,杨守仁坐在主位,两个年轻人在旁边记录。魏莱、周明远、陈伊伊坐在对面。

“魏莱同志,你的报告我看了。”杨守仁开门见山,“自筹资金,土法炼钢,改良农具,修建水利...很有想法。省里也很重视,特地派我来实地看看。”

“感谢领导关心。”

“先别谢。”杨守仁摆手,“我这个人,喜欢挑毛病。你们这个合作社,有三个问题。”

他伸出三根手指:“第一,土地入股分红,这个比例怎么定的?百分之三十按地,百分之七十按劳?依据是什么?会不会伤害地多劳少的中农利益?”

“第二,工厂利润反哺农业,这个‘反哺’是永久性的还是过渡性的?如果工厂将来发展壮大了,农业是不是要永远依赖‘反哺’?这会不会削弱农业自身的造血能力?”

“第三,也是最关键的——”杨守仁盯着魏莱,“你们搞的这些,和国家的统购统销政策怎么衔接?粮食产量增加了,是全部卖给国家,还是留一部分自己分配?如果国家征购任务和你们的分配计划冲突,听谁的?”

三个问题,刀刀见血。

魏莱深吸一口气,开始回答。

关于土地分红比例,他拿出了详细的测算数据——根据四水镇历年产量,模拟了不同比例下的分配结果,证明30%-70%是最能平衡各方利益的。

关于反哺机制,他展示了三年过渡期的规划——第一年50%,第二年40%,第三年30%,之后稳定在20%。“这不是输血,是造血。用工业利润改良土壤、兴修水利、购买良种,让农业自己强起来。”

关于统购统销,他早有准备:“杨老,我们算过。去年四水镇总产粮十八万斤,上交公粮四万斤,留种一万斤,剩余十三万斤。按人均三百斤口粮算,刚好够吃,没有余粮。”

“但今年,”他翻开账本,“我们目标产量是二十五万斤。除去公粮、种子,剩余二十万斤。按人均三百斤,只需十二万斤。剩下的八万斤,我们计划:两万斤作为储备粮,一万斤用于养猪养鸡(发展副业),五万斤卖给国家。”

杨守仁眉毛一挑:“卖给国家?按什么价?”

“统购价。我们不会私卖。”魏莱说,“但希望国家能考虑,用部分售粮款返还化肥、农具等生产资料,支持我们再生产。”

杨守仁沉默了很久。

两个年轻人笔尖沙沙作响。

“魏莱同志,”杨守仁终于开口,“你考虑得很细。但你要知道,国家政策是刚性的。统购任务一旦下达,必须完成。如果你们把粮食都投入再生产了,到时候完不成任务,谁来负责?”

“我们计算过,不会影响任务。”

“计算是计算,天灾呢?虫害呢?”杨守仁摇头,“年轻人,我搞农村工作三十年了,见过太多‘计划赶不上变化’。你们的想法很好,但太理想化了。”

气氛有些僵。

陈伊伊忽然开口:“杨老,我能说两句吗?”

杨守仁看向她:“这位女同志是...”

“陈伊伊,卫生所医生。”

“哦,陈医生。你说。”

“杨老,您说得对,计划赶不上变化。”陈伊伊声音平静,“但正因为有变化,才需要计划。四水镇过去是没计划的——靠天吃饭,丰年饿不死,灾年饿死人。现在有了计划,虽然可能出错,但至少有了方向。”

她顿了顿:“我父亲常说,治病不能怕复发,要一次比一次治得好。合作社也一样,不能怕出问题,要在解决问题中前进。”

杨守仁看着她,眼神柔和了些:“你父亲是...”

“陈文渊。留日医学生,1948年去世了。”

“陈文渊...”杨守仁喃喃,“我好像听说过这个名字。是不是在伪满时期...”

“是的。他在日占区工作过,但暗中帮助过抗联。”

杨守仁点点头,没再追问。他站起身:“这样吧,我在四水镇住三天。不只听你们说,还要看,要问群众。”

“欢迎。”魏莱说。

接下来的三天,杨守仁像个幽灵一样在四水镇游荡。

他去铁工厂,看车床怎么运转,问工人一天干多久,工资怎么算。他去水渠工地,看农民怎么清淤,问家里几口人,口粮够不够。他去卫生所,看陈伊伊怎么治病,问药从哪里来,多少钱。

他甚至还去了王老栓家,坐在土炕上跟老人唠嗑。

“老王,你这腿...”

“修坝伤的。”王老栓卷着旱烟,“不碍事,瘸了也能干活。”

“后悔吗?”

“后悔啥?”王老栓笑了,“要没这个坝,开春浇不上水,一亩地少收三十斤。一千亩就是三万斤,够多少人吃?我这条腿,值。”

杨守仁沉默了。

第三天晚上,他主动找魏莱谈话。地点不在会议室,在魏莱的办公室。

“魏莱同志,这三天,我看到了很多。”杨守仁抽着烟斗,“看到你们的难处——缺钱,缺料,缺药,什么都缺。也看到你们的劲头——再难也要干。”

他吐出一口烟:“但我还是要说,你们太冒险了。省里把你们当典型,是好事也是坏事。成了,是经验;败了,是教训。而你现在走的每一步,都像在走钢丝。”

魏莱给他倒水:“杨老,我知道风险。但四水镇没有退路。退回去,还是那个穷得叮当响的穷山沟。往前闯,至少有一线希望。”

“希望...”杨守仁重复这个词,“是啊,希望。农村最缺的就是希望。土改给了农民地,但光有地不够,要有技术,要有组织,要有方向。”

他放下烟斗:“这样吧,我回去写报告,如实反映情况。但你要答应我一件事。”

“您说。”

“无论遇到什么困难,别蛮干。多请示,多汇报。省里既然把你们当试点,就会给你们一定自主权,但这个权,要用在正道上。”

“我明白。”

杨守仁起身要走,忽然想起什么:“对了,你们那个陈医生...她父亲的遗物,有没有什么特别的东西?”

魏莱心头一紧:“杨老指的是...”

“我年轻时在东北抗联待过,听说过一个叫陈文渊的大夫,给咱们送过药品和情报。”杨守仁说,“如果他真是那位陈大夫,他的遗物里,可能有对国家有用的东西。”

这话说得含蓄,但魏莱听懂了。

“陈医生确实在整理父亲遗物。如果有发现,我们会及时上报。”

“好。”杨守仁深深看了他一眼,“记住,有些东西,不是你们一个镇能承担的。该交的时候,要交。”

送走杨守仁,魏莱站在院子里,久久不动。

月亮很圆,照得雪地一片银白。远处,铁工厂的炉火还亮着,叮当声隐约传来。更远处,水坝在月光下像一条沉睡的巨兽。

陈伊伊走过来,给他披上大衣:“杨老说什么了?”

“他说,你父亲的遗物,可能很重要。”

陈伊伊沉默片刻:“魏莱,我昨晚又看了一遍日记。父亲提到,山本郁夫死前,把最重要的资料藏在了一个‘只有开拓团老人知道的地方’。”

“开拓团老人...”

“对。当年日本在东北搞‘开拓团’,迁来几十万移民。战后大部分被遣返,但有一些留了下来,散落在各地。”陈伊伊说,“父亲怀疑,山本把资料交给了某个可靠的开拓团成员保管。”

“那这个人还在四水镇吗?”

“可能不在镇里,但在附近。”陈伊伊说,“我这几天打听过,靠山屯那边,有个姓金的老头,是朝鲜族,但日语很好。有人看见他家里有日文书籍。”

魏莱心念急转:“靠山屯...孙猎户!”

孙猎户是本地老户,熟悉山里每一寸土地。如果真有个隐居的开拓团老人,他一定知道。

“明天我去找孙猎户。”

“我也去。”陈伊伊说,“带上父亲的日记,有些细节只有我能看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