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关闭浏览器的阅读/畅读/小说模式并且关闭广告屏蔽过滤功能,避免出现内容无法显示或者段落错乱。
秋末。
苏州虎丘山塘街的广仁书局门口,一大早就围了三层人。
这地方平日里也办讲会,不过往常讲的都是经义策论,偶尔来一两个名士点评时文,台下坐的是备考的秀才、候选的举人,规规矩矩。可今日不同,门口竖了块两尺高的木牌,上头写着四个字——
“格物新知。”
落款是“江南织造总商会·格物学堂”。
消息前两日就传开了。苏州城的读书人圈子不大,传话快,说是太湖县那帮人要来虎丘讲学,还不是讲四书五经,讲的是什么“格物致知”。
复社的几个年轻士子头天晚上就在酒楼里议论过一轮。有人嗤笑,有人好奇,也有人磨拳擦掌,说要去“会一会这帮工匠”。
辰时刚过,书局正堂已经坐满了大半。前三排是提前下了帖子的本地士绅和书院山长,后头零零散散站了不少看热闹的闲人。角落里还有几个穿短衫的,像是商铺伙计,缩着脖子往里张望。
台上摆了一张长案,案上放了几样东西,盖着蓝布,看不真切。
主讲人不是徐熙芸本人。
这是她的意思。她对赵斯说得很清楚:“我是魏府的人,出面只会让人把矛头对准文魁。学堂的教习去,名正言顺,就算闹起来,也是学术之争,不是朝廷的事。”
上台的人叫方知远,三十出头,原是松江府学的廪生,前年入了格物学堂,如今已是学堂里教“数算与度量”的教习。此人长相普通,中等身材,唯独一双眼睛很亮,说话不紧不慢,有股子教书先生的沉稳。
他身后还跟了两个学堂的年轻助手,一个搬着只木箱子,另一个抱着个油纸包裹。
方知远走上台,先朝堂下拱了拱手,开口第一句话就不按套路来。
“今日不谈圣贤,今日看东西。”
话音落下,底下便有人交头接耳。前排一个穿青衫的中年文士微微皱了皱眉,但没出声。
方知远回身,把蓝布一掀。
长案上依次摆着三样东西:一块灰白色的方砖、一面手掌大小的镜子、一穗金黄色的干玉米棒。
底下有人伸长脖子去看,也有人不以为然地摇头。
“这块砖,叫水泥砖。”
方知远拿起那方砖,在手里掂了掂,“用石灰、黏土和铁渣烧制而成,一天便可凝固如石。太湖县去年修了四里河堤,用的就是此物。发了三场大水,堤面完好无损。”
他把砖放回去,又拿起那面镜子:“这是玻璃镜。不是铜镜,不必打磨,映出来的人脸比铜镜清楚十倍不止。诸位可以传看。”
镜子递到前排,一个老年士绅接过去看了一眼,眉毛跳了跳,转手递给旁边的人。那人凑近一看,下意识往后缩了一下,嘟囔了句“怎这般清楚”。
镜子在前三排传了一圈,底下的议论声渐渐大了起来。
方知远没等议论停歇,拿起那穗玉米。
“这叫玉米。有人叫番麦、御麦、苞谷,叫法不一。此物亩产是稻米的两到三倍,耐旱,不怎么挑地。太湖县去年种了三百亩试验田,平均亩产四石半。”
这句话一出,底下安静了一两息,随即又嗡嗡响起来。有人脸上写着不信,有人已经在低声换算。
方知远把玉米放下,双手背到身后,扫了一眼满堂。
“以上三样,水泥能修堤,镜子能照人,玉米能填肚子。不是奇技淫巧,是人用得着的东西。”
话说得太直接了。
前排第四个位子上,一个穿月白直裰的年轻人“啪”地一合折扇,站了起来。
此人大约二十五六岁,生得白净,鼻梁高挺,下巴微微扬着,一看就是家里不缺银子的做派。他身后还跟了两个同伴,都是复社中人。
“在下吴县张肃文,敢问这位先生。”他声音清亮,带着苏州口音特有的尾韵。
“格物二字,出自《大学》‘致知在格物’。先生既然要讲格物,总该从经义入手吧?上来便摆弄石砖泥块,不谈孔孟,何以立身?何以安天下?”
底下立刻有人叫好。
方知远看了他一眼,没急着回答。
张肃文见他不接话,语气更硬了几分:“我且问一句。先生这个学堂,教的是什么?是经史子集,还是匠人手艺?若是后者,开在工坊便好,何必来虎丘讲会,与读书人争席?”
这话说得不算客气了。
后头有两三个复社的年轻人跟着附和,声音此起彼伏:“就是,格物致知是圣人之道,岂是做砖头的手艺?”“不谈义理,只谈器物,与工匠何异?”
方知远等声音落下来,才慢慢开口。
“张公子问得好。我答不了何以立身,也答不了何以安天下,那是圣人的事。我只会算账。”
他转身走到长案后面,助手已经把一块大木板竖了起来,上头糊了白纸。方知远从袖子里摸出一根炭笔,在白纸上刷刷写起来。
第一行:辽饷……每亩加征九厘,后增至一分二厘。
第二行:剿饷……每亩加征三厘至六厘。
第三行:练饷……每亩再加征一分。
三行字写完,方知远搁下炭笔,退后一步。
“这是朝廷这些年加在百姓头上的三饷。辽饷从万历四十六年开始征,到今天崇祯九年,十八年了。剿饷是崇祯三年加的。练饷,去年刚加。”
底下静了。
方知远又写了第四行:
太湖县去年实征田赋——每亩折银二分三厘。
“诸位在座的,有不少是有田产的。你们自己的田,每亩交了多少银子,心里都清楚。我只说太湖县的数。”
他放下炭笔,面朝堂下。
“太湖县的百姓,每亩交二分三厘。你们的佃户,每亩连正赋带加饷,交多少?”
没人回答。
张肃文脸上的表情有些僵。他张了张嘴,又闭上了。他当然知道答案,他家在吴县有两千亩地,佃户交的租子加上朝廷三饷,一亩地已经压到喘不过气来。这不是秘密,在座每个有田的人都知道。但这种事从来不摆到台面上说,更不会写在讲会的木板上。
后排有个穿灰布衫的老者低声嘀咕:“太湖县是怎么才交这么点的?”
旁边的人摇摇头,示意他别问。
方知远没有往下展开,因为不需要。数字已经摆在那里了,会算账的人自己会算。
他拍了拍手,朝后台喊了一声:“请三位上来。”
从侧门走进来三个人。
一男两女,都是寻常百姓打扮。那男人大约四十来岁,黑瘦黑瘦的,脸上皱纹深得像刀刻的,两只手粗糙开裂,一看就是做惯了重活的。两个女人年纪都不大,一个二十出头,一个看着也就十七八,头发梳得整整齐齐,穿着干净的蓝布褂子,腰间别着一块竹牌。
三人上了台,有些局促,手脚不知道往哪放。方知远引他们到台前站定,轻声说:“别怕,就像之前练过的那样,把你们经历的,说给大家听。”
那黑瘦男人姓周,叫周大牛。
他开口第一句话就把底下好几个人的脸色给说变了。
“我是凤阳府人。崇祯四年那年,旱了半年,井都干了。地里收不上东西,朝廷的粮还是要交。交不上,里长带人来抄家,连锅都搬走了。”
他说话不快,带着淮北口音,干巴巴的,没有任何修饰。
“我爹那年冬天饿死了。我娘带着我弟弟往南边走,走到半路我弟弟也没了。我娘把他埋在路边上,连块碑都没有。”
堂下安静得能听见外头巷子里的狗叫。
“后来我跟着一帮人往南逃,经过好几个县,没人收我们。到太湖县的时候,我已经三天没吃东西了,走路都打晃。”
他停了一下,咽了口唾沫。
“太湖县的人,给了我一碗粥。并非那种稀得能照见人影的粥,是稠的,里头有米粒,还有红薯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