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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车在七月九日傍晚抵达北京站。
夕阳正沉在远处的天际线,给站台的红砖墙壁镀上了一层暖融融的金光。
出站的人流熙熙攘攘,扛着行李的旅客,吆喝着的小贩,还有举着牌子接人的工作人员,汇成一片热热闹闹的声响。
沈清刚走出检票口,就看到了人群里那个举着木牌的身影。
是一位三十多岁的男同志,穿着一身笔挺的中山装,头发梳得整整齐齐,脸上带着温和的笑意。
木牌上用毛笔写着三个字,一笔一划,端端正正——沈清同志。
“沈清同志,欢迎来京。”男同志快步走上前,主动接过她肩上的帆布包,语气客气又亲切,“我是政策研究室的小王,负责接待您。”
“辛苦你了。”沈清连忙道谢。
“不辛苦,车在外面,我们先去招待所安顿。”
小王拎着行李,引着沈清往车站外走。
车子驶上宽阔的街道,沈清靠在车窗边,眼睛一眨不眨地看着窗外。
这就是北京。
是她在课本里读过,在收音机里听过,在无数个夜晚憧憬过的北京。
长安街笔直地伸向远方,两旁的白杨树高大挺拔,枝叶在晚风里轻轻摇曳。
远处的天安门城楼巍峨庄严,红墙黄瓦,在暮色里透着一股说不出的肃穆与气派。
街上的自行车川流不息,叮铃铃的车铃声叮铃铃的车铃声此起彼伏。
行人的衣着都很朴素,蓝的、灰的、卡其色的,但都洗得干干净净,透着一股清爽利落的精气神。
一切都和清水镇不一样,却又一样的生机勃勃。
招待所就在部委大院的附近,是一栋灰砖小楼,院子里种着几棵高大的梧桐,枝叶繁茂,遮天蔽日。
条件比沈清想象的要好得多。
是一间单人房,一张木板床,一张书桌,一把椅子,还有一个独立的卫生间。
雪白的墙壁,干净的地板,阳光透过窗户洒进来,落在桌子上,暖洋洋的。
小王帮她办好入住手续,又递给她一个牛皮纸信封:“明天上午九点,我来接您去开会。这是会议日程和参会人员名单,您先看看。”
“晚饭就在招待所的食堂,我带您过去。”
沈清接过信封,连声道谢。
送走小王,她把帆布包放在床上,简单收拾了一下,就坐在书桌前,拆开了信封。
里面是两张打印纸。
一张是会议日程,安排得满满当当。
第一天上午开幕式和主题报告,下午分组讨论;第二天上午典型发言,下午座谈交流;第三天上午总结大会,下午自由活动。
另一张是参会人员名单,密密麻麻写了三十多个人的名字,来自全国各地的各个领域。
有东北黑土地上的公社书记,有西南大山里的农技员,有江南水乡的乡村教师,还有和她一样,扎根在农村的赤脚医生。
沈清的名字,就列在医疗卫生领域的代表里。
她的目光往下扫,心里微微一动。
名单的最后,还列着几位专家和领导的名字。
那些名字,她在省厅的文件上见过,在收音机里听过,都是在农村发展和医疗卫生领域,很有影响的人物。
看来,这次座谈会的规格,比她想象的还要高。
沈清捏着那张名单,心里忽然就多了几分郑重。
第二天一早,天刚亮,沈清就起床了。
她换上那件过年才舍得穿的蓝布褂子,又对着镜子,把头发梳得整整齐齐。
八点五十分,小王准时敲响了她的房门。
“沈清同志,我们出发吧。”
会议地点就在部委大楼的一间会议室。
房间不算大,布置得简朴又庄重。
一张椭圆形的会议桌,铺着墨绿色的桌布,桌上摆着搪瓷茶杯和笔记本。
墙壁上挂着两幅地图,一幅是中国地图,一幅是全国农村发展规划图,旁边还贴着一条红底黄字的标语——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沈清到得早,会议室里还没几个人。
她找了个靠边的位置坐下,心里微微有些紧张,手不自觉地攥紧了衣角。
没过多久,参会的同志们就陆陆续续地进来了。
大家互相点头致意,自我介绍着,屋子里的气氛渐渐热闹起来。
有操着东北口音的公社书记,嗓门洪亮,说起话来声如洪钟;有来自西南的农技员,皮肤黝黑,手里还攥着一本卷了边的农技手册;有江南来的乡村教师,温温柔柔的,说话带着吴侬软语的调子……
他们虽然来自天南海北,口音不同,穿着不同,但脸上都带着一样的朴实和实在,眼睛里都透着一股踏踏实实做事的劲头。
九点整,会议室的门被推开了。
一位头发花白的老同志走了进来,穿着一身灰色的中山装,脸上带着和蔼的笑容。
他走上主席台,自我介绍道:“同志们好,我姓郑,是政策研究室的副主任,这次座谈会,由我来主持。”
郑主任的讲话很随和,没有半分官腔,几句话就打消了大家的拘谨。
“各位同志,欢迎大家来参加这次座谈会。”
“我们开这个会,目的很明确:听真话,摸实情。”
“大家都是从基层一线来的,脚踏着泥土,手握着麦穗,最了解农村的实际情况,最清楚老百姓的所思所想。”
“我们要听的,不是套话空话,不是照本宣科的汇报,是你们实实在在的做法,真真切切的感受,明明白白的建议。”
他顿了顿,目光扫过全场,语气诚恳。
“大家不要有顾虑,想到什么就说什么。说对了,我们认真吸收;说错了,没关系,咱们就是来讨论的。”
“总之一句话:畅所欲言。”
话音落下,会议室里响起一阵热烈的掌声。
气氛一下子就轻松了。
上午的主题报告,是一位戴着眼镜的专家主讲,内容是当前农村社会发展面临的问题和挑战。
专家讲得很深入,一串串翔实的数据,一个个生动的案例,还有一针见血的分析,听得所有人都频频点头。
沈清也听得格外认真,手里的笔不停在笔记本上记录着。
专家提到的很多问题,比如农村医疗资源匮乏,比如基层人才留不住,比如政策落地存在“最后一公里”的堵点,都说到了她的心坎里。
那是她每天都在面对的困境,也是她一直在努力破解的难题。
下午是分组讨论,沈清被分在了“社会服务组”。
同组的有三位同志,一位是乡村教师,一位是文化站的干事,还有一位是来自西北的赤脚医生。
讨论的气氛格外热烈。
大家打开了话匣子,纷纷说着各自领域里的酸甜苦辣。
乡村教师皱着眉说,学校的教室漏雨,桌椅破旧,一个老师要带好几个年级的课,师资严重不足;文化站的干事叹着气说,文化站没有经费,没有图书,没有活动器材,只能守着一间空荡荡的屋子;西北的赤脚医生摇着头说,他们那里山大沟深,看病全靠两条腿,药品更是缺这少那,遇到急症,只能干着急。
轮到沈清发言时,她深吸了一口气,缓缓开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