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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上的选择仍可能被一句“最好”变成命令。
整改因此增加口头复述：填表前，书吏须说明哪些栏与当前事项有关，哪些可留空；本人说不明白的，由旁听人记录解释过程。若事后争议，不只看表上有没有勾选，也看选择怎样形成。
老妇便是在复述时发现，自己的原名栏早被人补满。
《归籍全录》共二十四栏，纸面密得几乎没有留白。最末还有一句小字：空缺者由里正、族长或经办书吏据实补录。正是这句“据实”，给了每个经手人把猜测写成事实的权力。
户部官员拿出一叠办成的案例，证明合表以后发放救济快了三成。沈令仪没有否认效率，只让人再拿误填、拒填和被骚扰的数据。三州没有一处统计，因为他们只把“发出多少银”算作结果，从不记录为了领银交出去的信息造成了什么。
太子命人随机抽取五十份表。十七份婚姻栏与当前事项无关，九份旧债已超过追索年限，十一份住址精确到屋后水井，甚至有三份把不愿相认的孩子姓名也写了进去。所谓一次填齐，实质是让以后任何衙门都能从同一张纸上拿走远超职责的东西。
清河县那只无编号木箱打开时，县令先说是书吏自作主张。书吏却拿出县令亲笔便条，上写“留副防诈”。县令又说那只是惯例，不是命令。权力出问题时，“惯例”常被拿来承担一个没有姓名的责任。
沈令仪让他当着十二名填表人的面解释，为何许诺销毁又私留副本。一个老人问，若今日不抽查，这箱纸会留多久。县令说待试行结束。户房小吏却承认，箱子没有销毁期限，日后极可能直接并入常住档。
选择书也不是递过去让百姓画勾便完事。有人不识字，书吏便替他勾“保留”；有人怕拒绝后领不到救济，嘴上说愿意，手却一直发抖。女官把救济发放与资料处理拆成两个窗口，先发应得的钱，再询问表格去留。当天要求销毁无关栏的人立刻多了一倍。
这证明此前的“愿意”混进了多少生计压力。
十二名愿意保留全表的人也没有被劝退。其中一名寡妇要靠旧婚姻栏证明亡夫留下的田产，一名退兵需要旧名与军功同时出现。官府为他们分别封存，调阅时只开放与申请事项有关的部分，不因多数人要求烧毁便替少数人毁掉证据。
清河县整改后，太子下令三州报送的不是“已全部处理”一句话，而是保留、遮盖、销毁、待联系各有多少，谁执行、何时复核。数字不能证明每个人都被尊重，却能让“全部”不再掩盖无人真正检查的空白。
陈秋娘抱着那张被补上女匪姓名的表走进来时，众人才看见更严重的一层：合表不仅收集过多，也在害怕空白时主动制造身份。
归籍全录送到户部后，争得最厉害的不是格式，而是谁有权替不识字的人勾选。里正说乡民惯由他代填，族长说家中妇孺应由长房作主，书吏则认为只要当事人按印便算确认。沈令仪让三人分别演示，结果同一个老妇在三张表上有了三种人生：一张恢复亡夫宗族，一张继承旧债，一张被写成无亲。
老妇并非不懂，她只是耳背，听不清那些连在一起的问题。女官把每一项拆开，用她熟悉的乡音问，她只要回点头、摇头或稍后再答。到最后，她恢复了自己的田契，却拒绝回丈夫族谱。那枚指印没有替任何附带关系作保证。
表格于是增设代填见证栏。代填者必须逐项念出，由另一名不属同一宗族的人见证；涉及债务、婚姻和迁居时，当日不能完成，至少隔一夜再次确认。官员嫌这样太慢，沈令仪便把三张互相矛盾的旧表放在他们面前，问重审一个错误要花几夜。
被截舌的女子送来时，最先有人提议让随行男子替她说。她却认得字，用左手在桌上写了一个“离”。男子立刻解释她只是想离开驿站。女子又写一个“他”，再画一道叉。两个字让随行者成了需要隔离审查的人，而不是理所当然的翻译。
女官给她纸笔和单独房间，次日才得到一串断续地名。那些地名连向二十年前的刑场，也连向一个在官册上早已被斩首的女匪。归籍全录第一次证明，它不只是合并旧档，也能让被旧档判作不存在的人重新留下线索。
被截舌女子后来又补了一个字：火。她不是指向刑场，而是提醒众人，当年接生院在行刑同夜失火。两个被分开归档的旧案，终于因她亲手写下的字重新连在一起。
那个名字属于一个已被处斩的女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