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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条件不妨碍核验。谢临渊当场应下，只将见面时间改到天亮，免得夜里转运证物另生争夺。周平安若病重，先请他自选的医者查看；病情不许成为强问口供的借口。
詹素娘却仍没交出住址。
她要先看大理寺在文书上写周平安是什么人。书吏铺开问见单，原本写着“前内侍詹守安”，沈令仪看过后，让他在后面补上“现名周平安，城东修书匠”。
“前面的不能删。”她说，“那是他能证明当年进出掌衣房的身份。后面的也不能少，那是他如今的生活。”
詹素娘自己读不全，请里正逐字念给她听。听到修书匠三字，她才把南城地址说出来。
那是一条靠近旧纸坊的窄巷。大理寺没有派整队差役，只由谢临渊、两名书吏与沈令仪同去。门外留一名差役看路，没封巷，也没惊动邻居。
周平安躺在后屋，额头敷着湿帕。右耳后的暗痣并不豆大，只因旁边有一块旧烫伤，远看才像连成一片。他看见官服便撑着要下床，鞋穿到一半，胃痛得弯下腰。
詹素娘先递药，不替他说话。
医者诊过只是受寒与旧疾，没有神志不清。周平安喝完半碗热粥，才让詹素娘从米缸底下取出《劝善录》。旧书用油布裹着，封面已经拆开，夹层里压着一张边缘褪红的纸。
后屋没有藏人的准备。炕边只铺一床临时借来的被，周平安那两贯工钱原封放在药碗旁，詹素娘替他买药、请医都记在一张粗纸上。她不是收钱送走证人的中间人，也没打算借叔父遗物换赏银。
她先问旧纸交出后归谁。谢临渊说原物进大理寺证房，但所有权尚不能因成为证物便永久转走。待案结或不再需要，詹家可申请返还；若纸张必须长期留档，则由官署给出缘由与摹本，不写一句“旧物充公”便算了事。
周平安听见，低声说纸不是詹家的。詹俭当年把它藏进书，未必有权留给侄女。沈令仪答，是否属于内库、呈奏人还是接收者，可以慢慢认定；在认定之前，先把谁持有、谁保管、谁愿交出写清。不能因为来源有疑，便把交出它的人一并写成窃贼。
詹素娘这才同意启封。她又要求那册《劝善录》与夹页分开登记。书是叔父用自己月钱买的，夹页有案，不能让整本书也无声无息留在官柜里。书吏照写，连封皮因修补拆到何处都标明。
纸上有水斑，也有熨斗留下的半月浅焦痕。
沈令仪没有伸手。书吏先在桌面铺布，詹素娘亲自把纸移过去。所有人只从正面看，背页暂不揭起，免得湿脆处断裂。
最上方能辨出“增给”“十二名”“冬药”几处字。下方姓名被整齐裁去一条，裁口比纸张受潮更早，边缘已经发黄。
这不是完整明细，却显然也不是只列总额的摘要。
周平安看着那道裁口，声音发哑：“我当年熨平时，名字还在。”
谢临渊问这页是否送进暖阁。
他点头，又摇头。
“送进去时名字在，拿出来时没有。”
“谁拿出来的？”
周平安闭上眼，像又闻见多年前暖阁里炭盆烤纸的焦味。
“我。”他说，“陛下看完，叫我亲手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