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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明峰项目这块地的命运，早已经在京州市委市政府的规划蓝图中被安排得明明白白。李达康亲自拍板，将这片区域规划为未来京州市的高端商业综合用地，集写字楼、购物中心、五星级酒店和高档住宅于一体，将成为京州乃至整个汉东省的地标性商业区。规划一出，地价应声飙升，翻了好几倍，周边的厂房几乎全部完成了拆迁，只剩下大风厂这一根硬骨头死活啃不下来。
问题的症结在于，大风厂因为资金周转困难，曾经跟山水集团签订过一份协议，以厂房和土地使用权作为抵押向山水集团借款。但这纸协议里藏着一个精心设计的陷阱山水集团的律师团队在合同条款上动了手脚，导致蔡成功在不知不觉中签下了一份对自己极为不利的协议。等到还款期限一到，山水集团按照合同条款要求行使债权，大风厂那块地的归属权就这样合法地转移到了山水集团名下。
山水集团拿到土地权属后，二话不说就跟政府签了拆迁补偿协议，拿到了政府发放的补偿款，同意了拆迁方案。然而大风厂的职工们不干了，他们不认这个结果。在他们看来，这是山水集团和蔡成功之间的纠纷，不该由全厂几百号工人来承担后果。他们的诉求很明确要用最新的土地市场价格来核定拆迁补偿标准，而不是按照几年前的旧标准，因为现在的地价和当年签协议时的地价已经是天壤之别了。
于是工人们自发组织起来，占据了厂房，拉起了横幅，点燃了火堆，二十四小时轮班值守，誓死不退。这出护厂大戏，已经上演了相当长一段时间，成为京州市拆迁工作中最棘手的一道难题。
“蔡成功人呢，在不在工厂里？”李达康停下脚步，望着那座厂房，语调冷硬。他不想管山水集团和大风厂之间有什么商业纠纷，也不关心合同条款是否公平，更不在乎工人们有什么诉求。他关心的只有一件事补偿款已经拨出去了，手续已经走完了，这个厂在法律意义上已经没有继续存在的理由了，无论如何必须拆掉，而且要快。
“不在厂里呀。”高小琴摇了摇头，语气里带着几分无奈和鄙夷，“丁义珍一出事，蔡成功就跑了，跑得比兔子还快。厂里的人说他去北京上访了，但具体去了哪里谁也说不清楚。电话打不通，信息也不回，跟人间蒸发了似的，死活联系不上。”
说到这里，高小琴微微叹了口气，像是在为丁义珍的堕落感到惋惜，但那叹息里的真诚成分有多少，恐怕只有她自己知道：“李书记，其实这个蔡成功玩的什么把戏，我们早就看得一清二楚了。他就是煽动工人闹事，用这几百号工人当人质来要挟政府，逼政府多掏钱。丁义珍副巿长当初收了人家的钱，很多事情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我们这些遵纪守法的企业只能干着急啊。人家手里有副市长当保护伞，我们能有什么办法？”
反正丁义珍已经死了，死人不会从棺材里爬出来反驳，现在所有的事情都可以往他头上推。拆迁推进不力是因为丁义珍受贿包庇，合同纠纷处理不了是因为丁义珍从中作梗，工程延期造成损失也是因为丁义珍玩忽职守。一切都找到了一个完美的替罪羊，而这只替罪羊还永远不会开口为自己辩解。
李达康跟高小琴边走边谈，话题涉及拆迁进度、项目规划、投资环境等各种公事。高小琴谈吐得体，思路清晰，对政策和流程的熟悉程度远超一般的民营企业负责人，这让李达康对她的印象相当不错。在交谈过程中，高小琴似有意似无意地提到了陈岩石的名字，说这位退休老干部三天两头跑到大风厂来“指导工作”，给工人们出主意打气，甚至还在工人们面前拍着胸脯说过“有我在他们不敢强拆”之类的话。
李达康听到陈岩石的名字，嘴角浮现出一丝几乎不可察觉的冷笑。他当然不会把一个退了休的糟老头子放在眼里，一个连副省级都没混上的退休干部，在汉东的权力版图中连芝麻都算不上。更何况，当年赵立春在汉东主政的时候，就跟这个陈岩石八字不合，两人因为工作上的分歧闹得很不愉快。李达康作为赵立春一手提拔起来的秘书，对这个让自己老领导不痛快的人，自然也不会有什么好脸色。
“都过来听着。”李达康停下脚步，转过身来，冲着一众随行人员招了招手。那群原本松散地跟在后面的干部们立刻像听到了集合号的士兵一样，小跑着聚拢过来，自动地围成一个半圆形，将李达康拱卫在中心位置。有人掏出了笔记本准备记录，有人打开了手机的备忘录功能，所有人都摆出了一副凝神聆听的姿态。
“我不管这个钉子是谁种的，也不管种钉子的人资历有多老，资格有多深，脾气有多大。”李达康的声音不高，但每个字都像钉子一样钉进在场每一个人的耳朵里。他没有点陈岩石的名，但在场的人都知道他说的就是谁。“资历老就可以不依法办事？资格深就可以阻碍城市建设？脾气大就可以煽动群众闹事？我告诉你们，在法治面前，没有特殊公民。”
这番话可谓是一箭双雕，既敲打了陈岩石，又没有留下公开攻击退休老干部的口实毕竟他没有指名道姓，谁也不能说他是在针对谁。这种说话的艺术，是李达康在多年官场生涯中修炼出来的基本功，也是他作为一个强势领导者的标志性风格。
训完了这番话，李达康换了一个更加正式的口吻，面对着在场所有人，声音提高了半个调，以确保每一个字都能被站在最外围的人也听得清清楚楚：“今天当着高总的面，我李达康把话放在这里。大风厂，一个星期之内，必须拆除。这是最后期限，没有任何讨价还价的余地。”
他顿了顿，目光冷冷地扫过在场每一个官员的脸，那目光像一把无形的尺子，在丈量着每个人的忠诚度和执行力：“如果一个星期之后，大风厂还杵在那里，我李达康代表市委表个态拆你们的乌纱帽！谁管这个事谁负责，谁掉链子谁下课，绝不姑息。”
这就是李达康的工作方式。他只管定目标、下命令、划红线，至于怎么达成目标、怎么执行命令、怎么守住红线，那是题分解成任务，然后把任务压到下属头上。完成得了的，前途无量；完成不了的，卷铺盖走人。在他李达康的字典里，没有“困难”两个字，只有“能干”和“不能干”的区别。
这种管理模式固然高效目标明确，责任清晰，奖惩分明但也极其冷酷。它把所有的工作压力都转移到了基层干部身上，把所有的政策风险都转嫁给了执行者。如果事情办成了，那是李书记领导有方；如果事情办砸了，那是你们这些做下属的能力不行。无论成与败，李达康都立于不败之地。
“梁项。”李达康点名了，声音不大，但在安静的工地上传得很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