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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会后不到一小时，展厅里的灯已经关了大半。B区只剩几盏应急灯还亮着，昏黄的光打在空荡荡的过道上，把展板的影子拉得又长又斜。清洁工推着地拖从A区那边慢慢挪过来，地拖在瓷砖上留下一道湿痕，泛着稀薄的消毒水气味。
青囊诊所的展台还没收拾完。被砸碎的样品瓶玻璃碴已经清走了，但展板上的喷漆痕迹擦不掉，老槐树的照片从红色喷漆后面用胶带修补被撬棍砸裂的展示架，柳如烟把今天从海风号带回来的样本数据逐份录入平板，张翠花靠着展台柱子打盹，呼噜声不大，但下巴已经快垂到胸口了。
陈根坐在展台前面的折叠椅上，手里拿着那张从永昌医药展台地上捡起来的碎纸片。背面那行铅笔字——“码头仓库，凌晨两点，别来”——在应急灯的照射下笔迹很淡，但每个字的收笔弧度都和罗素当年的字条一模一样。他把纸片翻过来，正面是清心饮的广告，“天然草本”四个字被背面的铅笔划痕割成了几截。
走廊尽头传来脚步声。不是清洁工的胶鞋，是高跟鞋踩在大理石地面上的脆响，一声一声，节奏不快但很稳，像有人在数着步子走。
张翠花的呼噜声停了。她没有睁眼，但搭在膝盖上的右手翻了个面，指虎从袖口滑进了掌心。
金世雅从走廊的阴影里走出来。
她已经换掉了白天的亚麻套装，穿了一件深色的长袖衬衫，袖子挽到手腕，手里拎着一个黑色的公文包。金丝眼镜还戴着，但镜片后面的眼睛和白天判若两人——眼白布满血丝，上眼睑肿得发亮，像是哭了很久，又像是很多天没睡过一个完整的觉。
她在青囊诊所展台前面两步远的地方停下来，站得很直，但攥着公文包提手的手指关节全是白的。
“陈医生。”她的声音有点哑，语气还是那种平稳的调子，但尾音微微往下坠，像是每句话说完都要再使一把劲才能把最后一个字吐出来，“我有东西给你。”
陈根把碎纸片折好放进口袋，站起来，没有开口问她是什么东西。他看着金世雅的脸，目光在她红肿的眼眶上停了一瞬，然后把展台旁边一把折叠椅拉开。
“坐下说。”
金世雅没有坐。她把公文包放在展台上，打开搭扣，从里面取出一个巴掌大的黑色加密笔记本，外壳是镁合金的，四角包着防震硅胶，指示灯还在闪着绿色的呼吸灯。她把笔记本放在展台上，手按在屏幕上停了一会儿，然后摘掉了金丝眼镜。
镜片落在展台上发出一声轻响，镜腿朝上，还在微微颤动。
没有眼镜的遮挡，她的脸一下子老了五六岁。眼角的细纹、鼻梁上被镜架压出的红印、下眼睑的乌青——全暴露在应急灯昏黄的光线下。她用拇指揉了揉鼻梁，那个动作和陈根见过的某个人一模一样——罗素在滨城公安局审讯室里交代罗家罪证时，也是用拇指揉鼻梁，一模一样的位置，一模一样的动作。
“这是一份永昌医药近十年来全部违禁实验的完整档案。”她开口了，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像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种植园工人人体实验记录、混合毒素临床试验数据、以及我父亲与七个国家药监部门官员的贿赂流水。所有文件都有原始时间戳和电子签名，加密密钥在这里。”
她从衬衫口袋里掏出一张手写的纸条，上面是一串三十二位的字母数字组合，字迹和碎纸片上那行铅笔字是同一个人的手笔。
“条件只有一个。”金世雅抬起眼，红肿的眼眶里目光却异常地平静，“对我父亲——从轻追究。”
展台周围安静了几秒。赵雪儿放下了手里的胶带，柳如烟停下了敲键盘的手指，张翠花睁开了眼但没有站起来。李月娥从展台另一侧走过来，站在陈根身后半步的位置，没有拿本子没有拿录音设备，只是安静地看着金世雅。
“你从什么时候开始记录的？”陈根问。
“十二岁。”
金世雅说这三个字的时候声音没有任何起伏，像是在陈述一个无关紧要的事实。她垂下眼，手指无意识地摸着公文包的金属搭扣。
“我父亲第一次带我去种植园的实验室，是暑假。他说让我帮忙整理数据——就是把工人体检报告上的数字抄到实验日志上。我抄了整整一个暑假，每天早上八点到晚上六点，中间只给一顿午饭。那个暑假我抄完了两百多份体检报告。”
她的手从公文包上移开，按在展台边缘，指甲盖抵着人造板的接缝。
“后来我才知道那些不是‘体检报告’。是人体实验记录。每个工人在入职时会被要求签一份‘健康监测同意书’，但没有人告诉他们监测的内容是什么。我父亲让苏哈托在工人的午餐里掺黑心莲提取物，剂量从低到高，一点一点往上加。工人的血液样本每周抽一次，肝功能指标每两周记录一次，神经系统损伤程度用一套他自创的评分表来量化。那些评分表——”她指了指加密笔记本，“就在这个硬盘里。每一张评分表六百多张。”
她的手指开始微微发抖，但她把那只手从展台上拿下来垂在身侧，另一只手攥住了衬衫下摆，把发抖藏在了布料褶皱里。
“那些工人躺在我父亲的实验台上——不是种植园医务室的病床，是实验室的铁架床，没有床垫，只铺了一层塑料布——他们躺在上面抽搐，口吐白沫，眼珠往上翻，我站在旁边拿着计时器和记录板，把他们抽搐的持续时间和频率记下来。我父亲站在另一侧，穿着白大褂，拿着注射器，往工人血管里推不同浓度的紫霜提取液。工人求他停下，他连看都不看，只对我说了一句话——‘把时间记准，别发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