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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望川在电话那头沉默了不到两秒。
“今晚。”
赵长河亲自带队，三辆省纪委公务车在凌晨四点驶出省城，沿高速直扑西郊私人山庄。车队没开警灯，黑色轿车在夜色中排成一列，引擎声被高速两侧的防风林吸得干干净净。方正刚同步调派省厅刑侦支队在外围布控，山庄进出唯一的那条私家路两端全部设卡，所有车辆只许进不许出。
凌晨五点十分，赵长河的车队抵达山庄大门。电子栅栏紧闭，门卫室里亮着灯，值班保安正趴在桌上打盹。赵长河没有按门铃——他让技术员用解码器直接破解了栅栏的控制系统，铁栅栏无声滑开，车队鱼贯驶入。直到公务车停满主楼前草坪，第一个保安才从门卫室里冲出来，腰间别着对讲机，手还没摸到警棍就被两名纪委干部按住了。
田茂才在二楼卧室被叫醒时穿着深蓝色真丝睡衣，光着脚踩在地毯上。他看见赵长河举着搜查令站在卧室门口，身后跟着四名穿纪委制服的工作人员，没有喊叫，没有质问，只是慢慢坐到床边，摸起床头柜上的老花镜戴上。
“等我换件衣服。”他说。
赵长河没有给他这个机会。两名工作人员一左一右站在他身侧，田茂才被允许从衣柜里取了件外套披在睡衣外面，然后被带到一楼客厅。客厅的茶几上还摆着两天前他和田宇喝茶时用的那两只杯子，茶叶已经泡得发黑。
搜查从保险柜开始。
保险柜藏在书房书架后面的暗格里，密码锁的型号是六年前的老款。技术员用听诊器式电子解码器贴上去转了不到三分钟，锁舌咔嗒一声弹开。柜门打开时一股樟脑丸的味道涌出来，里面整整齐齐码着二十几本牛皮封面的笔记本，几沓银行转账凭证，以及一个深蓝色塑料文件夹。
赵长河翻开最上面那本笔记本。纸张泛黄但字迹清晰，第一页抬头写着“天仁·年度结算·1999”。翻到中间，每一页都密密麻麻记录着天仁药业每一年的内账数据，旁边用红笔标注着分账流向。翻到最后几页，记录内容变成了人名、单位、金额和日期——“马国良·滨城药监局·20万·2004.3”、“冯骥·省药监局法规处·50万·2009.7”、“岳崇山·省政协·120万·2012.11”、“孟庆林·省国土厅·80万·2015.5”。每一个名字后面都跟着对应的审批项目和盖章时间，田茂才的字迹工整得像是给自己留的墓志铭。
那个深蓝色塑料文件夹里装的是一张人脉图谱。图谱用组织结构图的方式画在一张A3大小的硬纸上，以钟天仁为中心，往外辐射出三层关系网。第一层是田茂才自己——标注为“省级协调”。第二层是马国良、冯骥、孟庆林等人，分别标注着“药监审批”、“法规疏通”、“土地调规”。第三层是二十几个处级以下干部的名字，分布在滨城市药监局、省药监局、省国土厅、省环保厅，每个名字旁边都标着接收好处的具体金额和时间。
最上面还有一个名字，被画了个方框，旁边只写了两个字——“待定”。
赵长河把这个文件夹单独装进证物袋，封条贴在袋口。他问田茂才这个“待定”是谁，田茂才坐在沙发上盯着茶几上那两杯隔夜茶，没有回答。
笔记本和转账凭证装满三个大号证物箱。工作人员把箱子搬上公务车时，田茂才忽然开口了。他问能不能打一个电话。
赵长河看了他一眼：“打给谁？”
“一个老朋友。”田茂才的声音很平静，像是在申请一个无关紧要的程序，“退休了，睡不着起得早，不会打扰他休息。”
赵长河没有同意。他让人把田茂才的手机装进证物袋，和那本写了“待定”的笔记本放在同一个箱子里。田茂才看着手机屏幕在证物袋里亮了一下——来电显示是“钟”，随即被拉上了封条。
但在田茂才被带走之前，他趁纪委工作人员清点客厅物品的间隙，从茶几上拿起那部座机的听筒。座机是老式转盘拨号的款式，被当成摆设放在电话机座上多年没人碰过，但赵长河拿起听筒时里面居然有拨号音。田茂才背过身拨了三个号码，赵长河立刻示意工作人员切断了电话线，但田茂才已经把听筒搁下了。通话时长极短，短到来不及说完一句完整的话，但足够让对方听见他的声音。
清晨六点，田茂才被押上公务车，车队驶离山庄。太阳还没完全升起来，山庄外围的防风林里起了薄雾，车尾灯在雾中渐渐模糊成两个红色的光点。
消息传到滨城时天刚亮。陈根在办事处接了江望川的电话。
“田茂才落网。保险柜里搜出来的东西够写三本起诉书。”江望川的声音里没有庆祝的意思，反而比平时更沉，“但有件事——田茂才的人脉图谱上涉及省政协一名现任副主席，这个人曾在岳崇山案中被提过名字，但当时行贿证据只有岳崇山单方面的口供，数额对不上，没有立案。”
“现在证据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