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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天后的傍晚，陈根出了村子。
他穿着王婶絮的那件蓝布棉袄，袖口短了一截，露出两截手腕。柳如烟蹲在村口的老槐树下，乱发遮着脸，嘴里哼着不成调的小曲，看着他走远。他的背影在暮色里越来越小，拐过山脚的弯，不见了。
柳如烟没有再哼小曲。她蹲在树根上，手攥着棉袄的下摆，指节发白。
孙伯住在镇上老街尽头的一间平房里。陈根站在门口的时候，天已经黑透了。老街的路灯坏了一盏，另一盏在风里晃，把地上的影子晃得一摇一摆。
他敲了三下门。两轻一重。这是柳如烟从她哥的遗物里找到的——孙伯和柳青山约定的暗号。
门开了一条缝。门缝里露出一张脸。六十多岁，花白的头发剃得很短，脸上的皱纹像刀刻出来的，一道是一道。眼睛不大，但里面有一种被岁月磨出来的光，不亮，但沉。
“你找谁？”声音沙哑，带着老烟枪特有的粗粝。
陈根没有回答。他把手伸进棉袄里，摸出一样东西，从门缝里递了进去。
一块叠得方方正正的粗布，打开来，里面是两张纸。一张是陈有田的血书——“虎与村长……害我……”，暗褐色的字迹在灯下像凝固的血。另一张是周德厚账本的拓印页，上面记着十二年前那笔一百四十六两七钱银子的瓜分明细。
门里的手接过去。沉默了很久。久到老街尽头传来野猫叫春的声音，像婴儿哭。
然后门开了。
孙伯站在门里。屋里的灯光从背后照过来，把他花白的头发照成一圈银色的轮廓。他的手里攥着那两张纸，攥得很紧。纸在发抖——不是纸在抖，是手在抖。
“你是……有田的儿子？”声音比刚才更哑了。
“是。”
“那个傻子？”
“不傻了。”
孙伯看着他。看着他那双在昏暗门灯下亮着的琥珀色眼睛，看着他短了一截的棉袄袖口，看着他垂在身侧的手——手背上还有今天练易容时留下的青紫印子。
“进来说。”
屋子很小。一张床，一张桌子，两把椅子。桌上摆着一盏煤油灯，灯罩被烟熏黄了半边，火光从另半边透出来，把桌面照出一圈昏黄。墙上挂着一张照片，黑白的老照片，上面是两个人——年轻时的孙伯，和另一个男人。男人穿着二十年前的旧式警服，浓眉，阔口，笑得很憨厚。
陈根的目光落在那张照片上。孙伯顺着他的目光看过去。
“你爹。”孙伯说，“这张照片是二十年前拍的。那年镇上破了一起耕牛盗窃案，你爹给派出所提供了线索。案子破了，所长拉我们拍的合影。”
他走到墙边，把镜框摘下来，拿袖子擦了擦玻璃上的灰。擦完了，没有挂回去，就那样拿在手里。
“你爹是我见过最本分的庄稼人。种地，交公粮，不欠谁不赊谁。他出事那年，我在县公安局刑侦队。”孙伯的声音低下去，“他出事的前三天，来县里找过我。”
陈根的呼吸停了一下。
“他说有人要抢他的地，问我怎么办。我让他写一份材料，把事情的来龙去脉写清楚，我帮他递上去。”孙伯把镜框放在桌上，煤油灯的火苗晃了一下，照片里陈有田的笑脸忽明忽暗，“他没来得及写。三天后，周德厚报了案，说陈有田家失火，夫妻二人遇难。我赶到的时候，宅子已经烧塌了。验尸的是镇上的人，结论是意外失火。”
他的手指按在镜框边缘，指节发白。
“我不信。我查了。查到周虎，查到周德厚，查到镇上管地籍的赵宝山。然后我的调令就下来了。从刑侦队调到档案室。有人让我别再查了。”
他把镜框翻过来，背面朝上。背面的三合板上贴着一张发黄的纸条，上面写着一个日期和一行字——“陈有田案，疑点：灶房火源与风向不符，门窗有外锁痕迹。”
陈根看着那行字。
“这案子在我心里搁了十二年。”孙伯说，“我退休那天，把案卷里能带出来的东西都带出来了。不多，就这一张纸。十二年，每天睡前看一遍，醒来再看一遍。”
他抬起头，看着陈根。煤油灯把他眼角的皱纹照得很深，里面蓄着一层薄薄的光。
“你爹的儿子来了。傻子不傻了。带了你爹的血书，带了周德厚的账本。”他的声音在发抖，“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
“意味着您这十二年，没有白等。”
孙伯的嘴唇颤了一下。他别过脸去，从桌上摸起一包烟，抽出一根叼在嘴里。划火柴的手抖得厉害，划了三根才划着。烟雾升起来，在煤油灯的光里缓缓散开。
“周德厚的账本，你拿到了多少？”他问。
“两本。近六年的。”
“六年的不够。要扳倒赵宝山，需要他经手的所有记录。”
“赵宝山手里还有一套。”
孙伯抽烟的动作停住了。“你怎么知道？”
“柳青山的妹妹说的。”
“柳青山的妹妹？”孙伯的眉头皱起来，“柳家那丫头不是疯了吗？”
“装的。”
孙伯的烟叼在嘴角，忘了吸。烟灰落下来，落在桌面上，他没有弹。“柳家丫头也装疯？”
“装了三个多月。被周虎拴在柴房里，拿烟头烫了七个疤。她哥发现了周虎背后的人，还没来得及查出是谁就死了。”
孙伯把烟从嘴里拿下来，在桌沿上按灭。手指按着烟头，按了很久。
“柳青山那孩子，我也认识。”他说，“跟他爹一样，本分生意人。他死的时候，我已经调到档案室了，管不了案子。但我去看了验尸报告。报告上写的是溺亡，酒后失足落水。我去停尸房看了他的尸体。”
他的声音忽然低了下去。
“他的指甲缝里全是泥和血。溺水的人不会把指甲抓出血。他是被人按在水里淹死的。”
屋子里安静得只剩下煤油灯芯轻微的滋滋声。
“这些年，我一直在想。如果当年我不让你爹写材料，直接带人去村里，他是不是就不会死。如果柳青山来找我的时候，我已经不在刑侦队了，他是不是就不会去找别人。”孙伯的声音像从喉咙深处刮出来的，“想了十二年。没有答案。”
他抬起头，看着陈根。煤油灯把他眼睛里的光分成两簇，微微晃着。
“你有答案吗？”
陈根看着他。“有。”
“什么？”
“您不去找他们，他们也会来找您。因为他们怕的就是您这种人。把一张纸留了十二年的人。”
孙伯的眼眶红了。他低下头，把那两张血书和账本拓页摊在桌上，和镜框背面那张发黄的纸条并排放在一起。四张纸。十二年的重量。
“这些东西，够了。”他说，“够重启调查了。”
“赵宝山手里的账本还没有拿到。”
“那个不急。”孙伯的手指在四张纸上轻轻点过，“有这些，已经够县局立案了。赵宝山的那一套，立案之后，搜查令一下，他自己会交出来。不交也得交。”
陈根看着他。“您确定县局会立案？”
“县局的刑侦队长，是我带出来的徒弟。”孙伯说，“我退的时候他刚进队，是我手把手教他看现场的。这个人，信得过。”
“赵宝山上面还有人。”
“那就一层一层往上查。”孙伯的眼睛在煤油灯的光里亮着，不是那种灼人的亮，是烧了很久、烧透了之后剩下来的那种亮，“我退了，但我这张老脸还能用。县里不行就去市里，市里不行就去省里。十二年都等了，不差这一程。”
陈根沉默了很久。然后他站起来，对着孙伯弯下腰去。
孙伯一把扶住他。“你干什么？”
“替我爹我娘，谢谢您。”
孙伯的手攥着他的胳膊。老人的手很瘦，骨节粗大，手背上全是老年斑。但那只手攥得很紧，紧得像要把十二年的力气都使出来。
“谢什么。”他的声音哑了，“是我欠他们的。当年没护住。”
他把陈根按回椅子上。煤油灯的火苗晃了晃，把两个人的影子投在墙上。他重新点了一根烟，吸了一口，吐出来的烟雾在光里缓缓散开。
“你爹那个人，嘴笨。帮了人不会说，受了委屈也不会说。”他的目光落在照片里陈有田的脸上，“有一回我们执行任务，在山上蹲了三天三夜。带的干粮吃完了，他把最后半块饼掰成两半，大的给我，小的自己留着。吃完了我说谢谢，他说谢什么，饼又不是你偷的。”
他笑了一下。笑容在烟雾里很淡。
“有一次，他还来看过我。背了半袋子新米，从村里走到镇上，走了两个多小时。我说你干什么，他说自家种的，比粮站的好吃。那天我们喝了一瓶酒，他喝半瓶就醉了，醉了就笑，说孙哥你放心，等我把地的事弄明白了，请你喝好酒。”
他的声音哽住了。
“他没请成。”
陈根的手在膝盖上攥紧了。
“孙伯。”
“嗯。”
“等事情了了，我替他请你喝”
孙伯重新坐下来，把桌上四张纸收好，叠得整整齐齐，放进铁盒子里。“这些东西我今晚整理一份材料。明天一早去县局。你等我消息。”
“要多久？”
“快的话三天，慢的话——”他没有说完。因为煤油灯的火苗忽然跳了一下，然后熄了。灯油燃尽了。
黑暗里，两个人的呼吸声清晰可闻。
“我去拿油。”孙伯站起来。
“不用了。”陈根说，“我该回去了。”
“天黑路远——”
“有人在等我。”
孙伯在黑暗里沉默了一瞬。然后他笑了。笑声很轻，像老旧的木门被风吹动的吱呀声。
“好。”
他摸黑把陈根送到门口。门拉开，月光涌进来。老街的路灯还坏着一盏，另一盏在风里晃，把石板路照得一明一暗。
“孙伯。”
“嗯。”
“您自己小心。”
孙伯站在门框里，月光把他花白的头发照得很亮。“我一个退休的老头子，有什么好小心的。倒是你。”
陈根转身走进了月光里。走出几步，又停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