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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下了整整一夜，第二天早上还没停。
秦峰到派出所时，院子里已经扫出一条小道，但屋顶、树上还是白的。老张头正拿着竹竿打槐树上的雪，怕把树枝压断了。
“小秦，早。”老张头哈着白气，“李所在办公室等你。”
秦峰敲开门，李建国正在看一份文件，眉头紧锁。
“师傅，怎么了？”
“分局转来的通报。”李建国把文件递过来，“周边几个县市，最近都出现了类似案件——倒卖票证、诱骗青少年、可能涉及人口拐卖。”
秦峰快速浏览。通报上列出了五个县市的案例，手法相似：先以“赚快钱”为诱饵，发展下线，然后逐步控制，最后可能转向更严重的犯罪。
“刘眼镜的案子，可能不是孤立的。”李建国说。
“师傅，他笔记本上那个‘柳’字……”
“我知道。”李建国点了支烟，“我已经向分局汇报了。分局的意思，先集中精力办妥粮票案，固定证据，把刘眼镜送进去。其他的，慢慢查。”
“可是如果涉及拐卖……”
“办案要讲顺序。”李建国打断他，“粮票案证据确凿，先把这部分做实。至于其他的，我们需要更多线索，不能仅凭一个‘柳’字就下结论。”
秦峰明白师傅的考虑。警察办案要证据，不能凭猜测。
“今天继续审刘眼镜，重点挖他的社会关系和资金来源。”李建国说，“另外，分局下午要开个联席会，几个相关派出所都参加，你也去。”
“是。”
上午的审讯依然艰难。刘眼镜承认了倒卖粮票，但对其他问题避而不谈。问到资金来源，他说是“做生意攒的”；问到社会关系，他说“就是普通朋友”。
秦峰不急，一点点磨。他按照培训学到的审讯策略，反复问同一个问题，从不同角度问，看刘眼镜的回答有没有矛盾。
到中午时，终于发现一个漏洞：刘眼镜说自己1982年开始倒卖粮票，但问他1982年在哪工作，他支支吾吾，说“做点小买卖”。再问具体什么买卖，又说不清。
“1982年，你在省城国营百货大楼当过售货员吧？”秦峰突然问。
刘眼镜一愣：“你……你怎么知道？”
“我们查了。”秦峰其实不确定，只是试探——刘眼镜的谈吐、举止，不像街头混混，更像有过正经工作的人。
“是……是当过。”刘眼镜承认了，“后来不干了。”
“为什么不干了？”
“待遇不好。”
“国营单位的待遇，比倒卖粮票还不好？”秦峰追问。
刘眼镜又不说话了。
秦峰知道，这是个突破口。刘眼镜从国营单位辞职，干起倒卖勾当，中间肯定有故事。
但下午要去分局开会，只能先暂停。
中午，派出所食堂做了火锅——简易的那种，一个煤炉子，一口大铝锅，里面煮着白菜、豆腐、粉条，还有几片肉。全所二十多个人，围成三桌。
“今天立冬，按说要吃饺子。”食堂老刘师傅一边下菜一边说，“但饺子太费事，就整火锅了，暖和。”
热气腾腾中，大家有说有笑。这是难得的轻松时刻。
王大力夹了片肉给秦峰：“秦哥，多吃点，这两天辛苦了。”
“你也吃。”
老张头从家里带来一瓶白酒，给每桌倒了一点：“天冷，喝口酒暖暖身子。”
李建国举起酒杯：“来，碰一个。这段时间大家都辛苦了，特别是粮票案，进展不错。”
大家碰杯。秦峰抿了一口，白酒辛辣，但下肚后暖烘烘的。
“秦哥，刘眼镜招了没？”一个年轻民警问。
“承认了倒卖粮票，其他的还在审。”
“这种人就该重判！”另一个民警说，“连学生都骗，太缺德了。”
正吃着，电话响了。老张头去接，回来说：“小秦，找你的，第三中学周校长。”
秦峰放下碗筷去接电话。
“秦老师，没打扰您吧？”周校长的声音带着歉意，“有件事想跟您说。上次您说的那个王志文同学，今天他妈妈来学校，说孩子这两天总做噩梦，梦见那几个人找他。”
秦峰心里一紧：“孩子现在怎么样？”
“白天还行，就是晚上睡不好。”周校长说，“我想请您抽空跟孩子再谈谈，开导开导。”
“行，明天下午我去一趟。”
“太好了，谢谢您！”
挂了电话，秦峰回到饭桌。李建国问：“学校有事？”
“嗯，上次那个被盯上的学生，心理有阴影了。”秦峰说，“我明天去看看。”
“应该的。”李建国点头，“孩子的事不是小事。”
火锅继续。外面雪还在下，但屋里热气腾腾，大家的脸都红扑扑的。
吃到一半，李建国讲起了他刚当警察时的故事：“那会儿是七十年代初，派出所连辆自行车都没有，全靠两条腿。有一次追一个小偷，追了十里地，最后小偷跑不动了，坐在地上哭，说‘警察同志，你比我还穷，追我干啥’。”
大家都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