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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都是表面原因。”李建国叹了口气,“最关键的是警力不够。咱们所就这么几个人,每天打架斗殴、偷鸡摸狗、邻里纠纷的案子堆成山,顾了新案就顾不上老案。不是不想查,是真的分身乏术,老案子只要不是命案,优先级只能往后排。”
秦峰沉默了。他比谁都清楚基层派出所的窘境,上辈子几十年的刑侦生涯,见过太多这样的无奈。
“但话又说回来。”李建国话锋一转,拍了拍秦峰的肩膀,力道不轻不重,“要是真有破获的希望,我也不会让案子烂在档案里。”
秦峰眼睛一亮,等着他往下说。
“明天开始,你跟着孙志刚。”李建国吩咐道,“先把幸福路周边1979到1980年的外来人口登记册翻一遍,重点筛北河籍的。再去农机修配厂和纺织厂跑一趟,调当年的工人名单和考勤记录。”
“是!”秦峰立刻应下,心里的石头落了大半。
“但我得提醒你。”李建国语气严肃起来,“这事只能私下查,不能大张旗鼓。都过去三年了,能不能查到东西还两说,别闹得满城风雨最后一场空。”
“我明白。”
“还有,”李建国又补了一句,“你跟陈大姐说要借旧案现场照片的事,我跟老赵打过招呼了。明天你去分局刑侦大队找他,就说是我让你去拿的。记住,查旧案归查旧案,日常的片儿要下、警要接,不能耽误正事儿。”
“放心吧所长,我一定安排好。”
“行了,去吧。”李建国挥挥手,“早点休息,明天有的忙。”
秦峰敬了个礼,转身往宿舍走。走出几步,他又忍不住回头——李建国还站在槐树下,背影在昏暗中显得有些单薄,却透着股老民警的韧劲儿。这个再过两年就会牺牲在追捕途中的老所长,此刻正为一个三年前的旧案,给他这个新人开了绿灯。
秦峰心里涌起一股复杂的情绪,有感激,有惋惜,更有几分坚定。“所长。”他喊了一声。
李建国回过头,眼里带着疑惑。
“谢谢。”秦峰认真地说。
李建国愣了一下,随即咧嘴笑了,挥着手骂道:“谢个屁!赶紧滚蛋睡觉去!”
秦峰也笑了,转身快步走进宿舍区。派出所的宿舍是后面一排平房,两人一间,他的室友是个快退休的老民警,最近请假回乡下探亲戚,宿舍暂时就他一个人。
他躺在床上,望着泛黄的天花板,脑海里翻涌着各种信息:1980年的抢劫案、马国栋、刘大彪,还有那顶蓝色工人帽。他忽然想起刘大彪提过的火车站厕所水箱——上辈子他没深究,此刻却猛然记起,八十年代的火车站候车室压根没有公共卫生间,只有站台旁的简易旱厕,水箱藏在旱厕隔间顶上,隐蔽得很。那四十二块钱当年说不定真没人发现。
明天要先去分局借照片,再跟着孙志刚查外来人口登记,还要跑两家工厂。每一步都得按程序来,不能露半点破绽。有了李建国的支持,这些流程能顺畅不少。
秦峰闭上眼睛。查旧案就像在时间的河里打捞沉船,线索可能早已断裂,证人可能记忆模糊,证据或许早已湮灭。但他必须试试,不止是为了给张秀兰一个交代,更是为了验证,他脑海里的那本“罪案档案”,到底能改写多少遗憾。
若是这个三年悬案能破,那以后那些更大的案子、那些本可避免的牺牲,是不是也能一一挽回?
窗外传来夏虫的鸣叫声,此起彼伏,衬得1983年的夏夜格外安静漫长。秦峰翻了个身,渐渐睡去。梦里,他看见张秀兰的脸,从之前笔录里描述的苍白痛苦,慢慢染上血色,眼里的绝望也变成了光亮。朦胧间,他又想起那顶被丢弃在火车站的蓝色工人帽——当年办案人员只核对了款式,似乎压根没仔细检查帽身细节,那顶帽子上,会不会藏着被遗漏的关键印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