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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说她要考医学院。”如萍的声音里有一丝古怪的笑意，“她说以后要当医生，治好所有因为愚蠢而生病的傻子。”
我回头看她。她站在雨里，浅绿色的伞歪在肩头，脸上有种近乎麻木的平静。
“姐，”她说，“我们以后还会见面吗？”
“会吧。”我说，“上海就这么大。”
我回到车上。顾慎之正在看一份稿子，见我上来，合上文件夹。
“见到如萍了？”
“嗯。”
车重新启动。雨刷器又开始工作，左右，左右，规律得让人昏昏欲睡。
“依萍。”顾慎之叫了我一声。
我转过头看他。
“你之前说，人要求个心安。”他看着我，“我现在告诉你，心安不是别人给的，是自己挣的。你做了该做的事，这就够了。”
车停在印刷厂门口。顾慎之先下车，撑开伞，然后绕过来替我开车门。
伞很大，足够遮住两个人。我们并肩走进印刷厂，机器的轰鸣声立刻淹没了雨声。
厂长老陈迎上来，手里拿着校样：“陆小姐，顾先生，这期样刊出来了，您看看。”
我接过那份还散发着油墨味的杂志。封面是方瑜设计的，一个女子的剪影，站在窗前，窗外是黎明前最深沉的黑暗，但天边已经有一线微光。
翻开内页，我的专栏在第三页。标题是《财产权：女性独立的第一个台阶》。
“印吧。”我说。
机器轰隆隆地运转起来。纸张在流水线上飞驰，油墨滚过，字迹显现，一页，又一页。
顾慎之站在我身边，我们谁都没说话，就看着那些崭新的杂志一沓沓堆起来，越堆越高。
从印刷厂出来时，雨停了。云层裂开一道缝隙，阳光斜斜地照下来，把湿漉漉的街道染成金色。
顾慎之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小盒子：“这个给你。”
我打开，是一支黑色的钢笔，沉甸甸的。
“笔帽能旋开。”他说，“里面有个小机关，必要的时候能拍照。笔身是实心的，握紧了，能当个防身的物件。”
我把钢笔握在手里。金属的凉意透过皮肤，但很快就被体温捂暖了。
“下周我要去南京。”他说，“一两个月。”
“有危险吗？”
“没有。”他笑了笑，“就是些学术会议，还有……见几个人。”
我把钢笔别在衣襟上：“什么时候走？”
“下周二。”
“我送你。”
“依萍，”他看着我，“你忙你的，不用送。”
我们站在印刷厂门口，阳光越来越亮，地上的积水反射着光，晃得人睁不开眼。远处有电车驶过的声音，叮叮当当的，像是这座城市的脉搏。
“顾慎之。”我说。
“嗯？”
“谢谢。”
他侧过头看我，金丝眼镜后的眼睛微微弯起：“谢什么？”
“谢你这把伞。”我说，“谢谢这笔，谢谢你在手术室门外握了我的手，谢谢你说‘足够配得上你’。”
阳光照在他的镜片上，反射出两个小小的、明亮的光点。
“依萍，”他说，“路还长。”
“我知道。”我说，“所以才要谢谢你陪我走这一段。”
我们沿着湿漉漉的街道往回走。阳光把我们的影子拉得很长，投在积水里，随着水波轻轻晃动。
街角报摊的老头正在收摊，看见我们，拿起一份报纸：“陆小姐，今天的《申报》，您看了吗？”
“看了。”我说。
老头把报纸放回去，嘴里嘟囔着：“世道变了哟，陆司令那样的人物，说倒就倒……”
我没回头。
走到书店门口时，可心正在擦玻璃。看见我们，她挥了挥手，脸上带着笑。
玻璃擦得很干净，映出街道，映出天空，映出刚刚放晴的、湿漉漉的上海。
顾慎之在门口停下：“我就不进去了。”
“好。”
他转身要走，又回过头：“对了，傅阿姨的旗袍店下周有新款式出来，她让你得空去看看。”
“我会的。”
他点点头，撑开伞——虽然雨已经停了，但伞骨上还挂着水珠，一抖，就簌簌地落下来。
我看着他走远，深灰色的长衫在阳光下泛着淡淡的光，那把黑色的伞在肩头，像是某种沉默的陪伴。
可心凑过来：“依萍姐，佩姨刚才来电话，说晚上炖了汤，让你回家吃饭。”
“好。”我说。
我推开书店的门。风铃叮咚响了一声，屋里的暖气扑面而来，夹杂着纸张和油墨的味道。
柜台上的电话安静地趴着，报纸整齐地叠在一旁，茶杯里的茶已经凉了，水面没有一丝波纹。
我走到窗前，看着外面。
雨彻底停了。天空洗过一样干净，云层散开，露出一整片淡蓝色。阳光照在对面屋顶的瓦片上，那些青黑色的瓦片闪闪发亮，像是铺了一层碎金。
街道上的人多了起来。黄包车夫拉着客人跑过，溅起细小的水花。卖花的阿婆重新摆出摊子，白兰花在竹篮里，香气仿佛能透过玻璃传进来。
一切如常。
上海还是上海，日子还是日子。
只是有些人走了，有些人倒了，有些人还在路上。
我摸了摸衣襟上的钢笔。金属的凉意还在，但已经和体温融在一起，分不清彼此。
窗外，一只麻雀落在电线上，抖了抖羽毛，水滴四散。
它歪着头，看了看天空，然后振翅飞起，消失在巷子深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