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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豪的调查从闸北区的棚户区开始。
第二天中午，他回到书店，笔记本上密密麻麻记满了字。手脏了，鞋上沾着泥，但眼睛里有种久违的光——那是人找到了自己价值时才有的光。
“依萍，”他把笔记本递给我时，这个称呼在他舌尖转了个弯才吐出来，不再是从前那个居高临下的“你”或者干脆省略称呼，“我采访了七个家庭，都差不多——男人失业，女人找零工，孩子饿得哭。最惨的一家，夫妻俩带三个孩子，住八平米的棚子，一天只吃两顿，都是稀的。”
我翻开笔记本。尔豪的字迹比之前工整许多，记录得很详细：姓名，年龄，原职业，失业原因，家庭情况，每日开销……
“这个王阿福，”我指着一处，“原来在永昌纺织做搬运工，工钱怎么从三十块降到十五块的？”
“说是厂子效益不好，先降工钱，后来干脆辞退。”尔豪说，“辞退时给了十块大洋遣散费，一家五口，撑了一个月就没了。”
“没有找其他工作？”
“找了，找不到。”尔豪苦笑，“现在满大街都是失业的，一个扛包的活儿，几十个人抢。”
我合上笔记本：“写得不错。但还缺一样东西。”
“缺什么？”
“照片。”我说，“如果有照片配合文字，更有说服力。”
尔豪愣了下：“我没相机……”
“我有。”顾慎之从楼上下来，手里拿着一台小巧的黑相机，“德国产的徕卡，借你用。但小心点，很贵。”
尔豪小心翼翼地接过相机，像捧着一件珍宝。
“明天再去一趟，”我说，“拍些照片回来。注意，要拍真实的，不要摆拍。也不要拍得太惨，让人看了绝望。要拍出他们的坚韧，拍出他们还在努力生活的样子。”
“我明白。”尔豪点头。他站在那儿犹豫了一下，又说：“依萍，谢谢你给我这个机会。”
这话说得真诚。我摆摆手：“去吧，稿子我今晚改，明天登在广播周刊上。”
尔豪走后，顾慎之走到我身边：“他变了。”
“人是会变的。”我说，“尤其是在摔得头破血流之后。”
下午两点，广播节目时间。
今天的主题是“经济寒冬里的民生多艰”。我请了两位嘉宾——一位是纱厂女工互助会的负责人，一位是刚失业的码头工人。节目还没开始，安娜律师匆匆赶来，脸上带着一丝凝重。
“依萍，有件事要告诉你。”她把一封拆开的信放在我面前，“何书桓今天上午去了我的事务所，留下这封信。他说……希望我能出面‘调解’你和陆家的关系。”
我拿起信。何书桓的字迹端正得近乎刻板，措辞彬彬有礼却暗藏锋芒。信里说，他听闻陆家近况艰难，陆伯伯卧病在床，如萍心力交瘁，而依萍你事业蒸蒸日上，理应“顾念亲情血脉”，“略尽绵薄之力”。信末甚至引用了《孝经》里的句子：“孝悌之至，通于神明，光于四海。”
我把信放下，笑出了声：“他这是拿圣贤书来压我？”
“不仅如此。”安娜摇头，“他暗示，若你置之不理，他会在社交圈和某些小报上，‘客观陈述’陆家当前的困境与你的‘选择’。依萍，他在用舆论威胁你。”
我想起原剧情里何书桓那种自诩正义、好为人师的做派。这一世因为我的改变，他没能上演英雄救美的戏码，没想到在这儿等着我。
“安娜，”我脑中闪过一个念头，“今天的节目，我们临时加一个环节。”
“什么环节？”
“关于家庭关系与法律义务的普法环节。”我看着那封信，“既然何先生这么关心‘孝道’，我们就好好讲讲，法律到底是怎么规定的。”
安娜眼睛一亮：“好主意。”
三点整，节目开始。
我对着麦克风，声音通过电波传向上海滩的各个角落：“各位听众下午好，欢迎收听‘上海女性之声’。最近经济不景气，大家日子都不好过。今天我们请来了两位特别的嘉宾，他们会讲述普通人在这个寒冬里的故事……”
节目进行到一半时，我话锋一转：“刚才我们听到了许多真实的声音。而在这样的艰难时刻，家庭本应是温暖的港湾。可现实中，家庭关系往往也面临考验。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安娜律师，为大家讲解一些与家庭有关的法律常识。”
安娜接过话筒，声音清晰平稳：“最近有不少听众来信咨询关于子女赡养父母的问题。今天我就借此机会，把法律的相关规定说明白。”
她一条条娓娓道来：“根据现行《民法·亲属编》规定，子女对父母确有赡养义务。但这个义务有几个明确的前提——”
她顿了顿，让听众有时间消化：“第一，父母须是无劳动能力或生活确有困难。第二，子女本人须具备相应的经济能力。第三，赡养的标准是保障父母基本生活所需，而不是维持其原有的生活水准。”
我适时提问：“那么，如果父母名下有房产、存款等财产，只是暂时周转不灵呢？”
“那子女没有必须出资的法定义务。”安娜说得明确，“法律鼓励家庭成员间的互助，但并非强制。”
“如果有人以‘孝道’、‘亲情’为名，通过舆论施压，逼迫子女出钱呢？”
“那是道德层面的问题，不是法律义务。”安娜语气坚定，“更值得注意的是，如果父母曾对子女实施严重伤害行为，比如长期虐待、遗弃，子女甚至可以依法主张免除或减轻赡养义务。”
就在这时，导播间的指示灯急促地亮起。导播透过玻璃向我示意——有电话接入，来电者坚持要直接与主持人对话。
我看了一眼安娜，她微微点头。我对着麦克风说：“现在我们接进一位听众的电话，您好，请讲。”
电话那头沉默了两秒，然后传来一个努力保持温和却难掩紧绷的男声：“陆小姐，安娜律师，我是何书桓。我认为……二位在节目中的某些说法，可能有些片面。”
导播在玻璃后用手势询问是否要切断。我摇摇头，平静回应：“何先生，请说。”
“赡养父母是中华民族绵延千年的传统美德。”何书桓的声音透过电波，带着他特有的那种循循善诱的语调，“这不仅仅是法律条文能涵盖的。尤其是当父母年迈病弱、家庭遭遇变故时，子女更应挺身而出。陆小姐，你不觉得一味强调法律的最低标准，是在为冷漠寻找借口吗？”
直播间里很安静。安娜看向我，我给了她一个安抚的眼神。
“何先生，”我对着麦克风，声音清晰平稳，“首先感谢你收听节目并提出意见。但我想提醒你——你刚才说的‘挺身而出’，前提是‘有能力’。如果一个子女自己尚且食不果腹，却要变卖家产去维持父母早已习惯的奢侈生活，这是孝道，还是愚孝？”
没等他回应，我继续说：“其次，法律之所以规定这些前提，正是为了避免道德绑架。何先生，你口口声声传统美德，可你是否知道，传统美德里还有一句话叫‘父慈子孝’？父慈在先，子孝在后。如果为人父母者从未尽过抚养之责，甚至对子女施以伤害，却要求子女无条件奉献，这公平吗？”
电话那头呼吸声加重了。
安娜接过话头，语气专业而冷静：“何先生，我是律师，必须基于法律发言。你刚才的质疑，混淆了道德倡导与法律强制的区别。法律是社会的底线，不是天花板。我们鼓励高尚的道德行为，但不能用道德绑架来胁迫他人，更不能以此模糊法律的界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