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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彻底化干净的那天，我决定做一件事。
一件上辈子我绝对不会做、甚至想都不会想的事。
——和弄堂里的大妈们做朋友。
听起来简单，但对我来说，比跟顾慎之签合同还难。上辈子，我厌恶这个地方——厌恶这里的拥挤、嘈杂、家长里短，厌恶那些总在背后议论我们母女“被陆家赶出来”的窃窃私语。我把自己关在屋里，像只受伤的刺猬，用冷漠和尖锐对抗整个世界。
但这辈子，我明白了：在福煦路这条住了几十户人家的弄堂里，信息比金钱更值钱。谁家来了生人，谁家出了什么事，哪个房东要涨租金，哪个巡捕收了黑钱——这些事，最先知道、知道得最清楚的，永远是那些坐在门口摘菜、在公用水龙头边洗衣、在弄堂口晒太阳的大妈们。
她们的眼睛，是这弄堂里最锐利的监控器。
她们的嘴巴，是这城市最灵通的情报站。
我要做的，就是让这些监控器和情报站，为我所用。
第一步，从孙阿姨开始。
孙阿姨住在我们隔壁的亭子间，五十来岁，丈夫在码头做搬运工，两个儿子都在纱厂做工。她是弄堂里的“消息中心”——谁家夫妻吵架了，谁家孩子考上学了，谁家突然多了一笔来历不明的钱，她都知道。而且她心肠不坏，只是爱说。
我选了周日下午。这个时间，弄堂里最闲，人也最多。
提着一篮刚出炉的葱油饼——是傅文佩一早起来做的，用了上好的猪油和香葱，烙得金黄酥脆——我敲响了孙阿姨的门。
“谁呀？”里面传来声音。
“孙阿姨，是我，依萍。”
门开了。孙阿姨围着围裙，手里还拿着锅铲，看见我，明显愣了一下。
“依萍啊……有事？”
“没什么事。”我把篮子递过去，“我妈做了些葱油饼，说给您尝尝。”
孙阿姨看着篮子，又看看我，表情从诧异变成警惕：“这……这怎么好意思……”
“阿姨别客气。”我笑了笑，“这些年，您没少照顾我们家。我妈常说，要不是您有时候帮着说句话，我们母女俩……”
我没说完，但意思到了。
孙阿姨的脸色缓和下来。她接过篮子，掀开盖布看了一眼，眼睛亮了：“哟，这饼烙得真好……你妈手艺是越来越好了。进来坐坐？”
“不了，不打扰您做饭。”我站着没动，“就是……有件事想请教您。”
“什么事？你说。”
“我想给我妈做件新棉袄，”我编了个理由，“听说霞飞路那边有家布店，料子好价钱也公道。但我不常去那边，不知道具体位置……阿姨您知道吗？”
这是个安全的开场。孙阿姨果然来了精神：
“霞飞路布店？你说的是不是‘永丰祥’？那家我知道！老板姓陈，宁波人，做生意实诚。他家有一种叫‘软缎’的料子，做棉袄里子最舒服了，又软又暖……”
她滔滔不绝讲了十分钟，从布店讲到裁缝，从裁缝讲到今年流行什么颜色，又从颜色讲到“陆家那位八姨太上个月做了件紫貂大衣，听说花了这个数”——她伸出三根手指。
三百块。
我认真听着，适时点头，偶尔问一句“真的吗”“后来呢”。
等她说得差不多了，我才状似无意地问：“对了阿姨，最近弄堂里……是不是来了些生面孔？我前两天好像看见几个年轻人，在咱们这边转悠。”
孙阿姨的表情立刻严肃起来。
“你也看见了？”她压低声音，“是来了几个！穿得人模人样的，在弄堂口转了两三天了。问东问西的——问谁家有空房出租，问谁家是做什么营生的，还问……问你们家。”
果然。
“问我们家什么？”
“问你们家几口人，靠什么生活，最近是不是在做什么生意。”孙阿姨的声音更低了，“依萍，你跟阿姨说实话，你是不是……惹什么麻烦了？”
“没有。”我摇头，“可能是我二哥……他在报社工作，有时候要采访，会到处打听。”
“你二哥？”孙阿姨半信半疑，“那为什么不直接来找你？”
“记者嘛，总要装装样子，显得自己调查深入。”我笑了笑，“没事的阿姨。就是……如果他们再来问，您就说什么都不知道就行。免得他们烦您。”
孙阿姨盯着我看了一会儿，忽然叹了口气。
“依萍，”她说，“你是个好孩子。这些年，阿姨看着你长大，看着你们母女俩不容易。有些话……阿姨本不该说，但今天既然你来了，阿姨就多嘴一句。”
“您说。”
“你那个爸爸，”她指了指陆家的方向，“不是个省油的灯。他上次来，在弄堂口站了那么久，整个弄堂的人都看见了。这之后，就有人开始打听你们家的事了。”
我心里一紧：“什么人？”
“说不清楚。”孙阿姨摇头，“看着不像普通人，也不像坏人……就是那种，嗯，拿钱办事的人。在弄堂里转，跟人聊天，问的话都很有分寸，但句句都在往你们家引。”
她顿了顿，声音压得几乎听不见：“依萍，你要是真打算跟你妈好好过日子，开那个书店和旗袍店……得小心点。这世道，女人想自己做点事，难。”
我看着她眼里的关切，心里涌起一股复杂的情绪——有感激，也有愧疚。上辈子，我把所有弄堂里的人都当成看笑话的旁观者，却从没想过，她们或许也曾想伸出援手，只是被我冷漠的态度挡在了外面。
“谢谢阿姨。”我握住她的手，“我会小心的。”
从孙阿姨家出来，我又去了弄堂另一头的王奶奶家。王奶奶七十多了，儿子在巡捕房当差，她一个人住，每天就坐在门口晒太阳，看弄堂里人来人往。
我给王奶奶带了一包白糖——这是硬通货，老人家喜欢。
“依萍来啦？”王奶奶眼睛不好，但耳朵极灵，听脚步声就知道是谁，“快过来坐。”
我在她旁边的小凳子上坐下，把白糖递过去。
“哎哟，这怎么好意思……”
“应该的。”我说，“奶奶，您一个人住，有什么事就喊一声，我和我妈都能帮忙。”
王奶奶笑了，露出没牙的牙龈：“好孩子……你妈也好。上次我腰疼，还是她帮我捶了半天。”
我们聊了会儿家常。王奶奶说起她儿子在巡捕房的事，说起最近哪条街不太平，说起上个月弄堂里进了贼——被住在后楼的赵大妈一盆洗脚水泼了个正着。
“赵大妈？”我问，“就是那个嗓门特别大的？”
“对，就是她。”王奶奶压低声音，“你别看她咋咋呼呼的，人可厉害了。她男人死得早，一个人拉扯三个孩子，在纱厂做工，还在家接缝补的活。这弄堂里，要说谁最不怕事，就是她。”
我记下了。
接下来的几天，我用了各种理由，拜访了弄堂里七八位有影响力的女性——家里男人在衙门做事的刘婶，女儿嫁到租界去的吴阿姨，在菜场摆摊、消息最灵通的周大嫂……
我给她们送的东西都不贵重：一把自家腌的咸菜，几个新蒸的馒头，一块傅文佩做的绣花手帕。说的也都是家常话：问她们孩子读书怎么样，身体好不好，有什么需要帮忙的。
但我每次都会“无意”地提到：最近好像有些生人在弄堂里转，大家要小心门户。也会“顺便”说：我和我妈开了个小店，以后大家有什么需要，尽管来。
渐渐地，弄堂里的氛围开始变了。
以前，那些大妈们看我的眼神，是好奇中带着疏远，同情里藏着窥探。现在，她们会主动跟我打招呼：“依萍出去啊？”“依萍，你妈今天没来晒太阳？”
甚至有一次，我从外面回来，听见孙阿姨在公用水龙头边跟人说话：
“……依萍那孩子，看着冷，心里热。她妈也是，老老实实一个人。你们可别听外面那些瞎说，什么被陆家赶出来……我看是她们自己不想待了！那陆家是好待的吗？八房姨太太，天天勾心斗角……”
我在拐角处停下脚步。
心里有什么东西，慢慢化开了。
原来，善意真的会换来善意。哪怕一开始，这善意里带着算计。
周五下午，我和顾慎之约在圣约翰大学附近的茶馆见面，讨论《市井经济学》第一期专栏的细节。
茶馆很安静，我们在二楼靠窗的雅间。顾慎之带来了一叠资料——关于上海成衣行业的调查报告，还有几家知名裁缝店的经营数据。
“第一期就写‘一件旗袍的价格秘密’。”他把资料推给我，“这是我从工部局档案室抄来的数据，还有几个裁缝师傅的匿名访谈。你可以结合你母亲开店的实际经历，把故事写实。”
我翻看着那些资料，很详细，甚至详细得有些惊人——连某家裁缝店每月用多少针线、付多少“保护费”给巡捕房都有记录。
“顾先生，”我抬头看他，“这些信息……您是怎么拿到的？”
顾慎之正在倒茶，闻言手顿了顿。
“我有我的渠道。”他说得很模糊，但随即补充，“放心，来源正当，不会给你惹麻烦。”
我没再追问。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秘密，就像我，永远不会告诉他我是重生而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