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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嗯。”刘老板应了一声，顿了顿，又说，“依萍，有句话我得提醒你。”
“您说。”
“你那个笔名……‘黑豹’。”刘老板压低声音，花白的胡子微微抖动，“今天早上《申报》那篇文章，我看了。写得是痛快，但也扎眼。陆司令在上海滩，毕竟不是无名之辈。你小心些。”
我没想到连刘老板都猜到了。
“我会小心的。”我说，“谢谢刘老板提醒。”
从租书店出来，我没有直接回家，而是拐去了四马路上的邮局。昨天寄信时，我看到门口贴着招贴：邮局招募临时抄写员，按件计酬，工作时间灵活。
我现在需要一切能赚钱的机会。
邮局的办事处里挤满了人，排队汇款的、寄包裹的、买邮票的，喧闹嘈杂。我找到负责招募的职员，是个四十多岁、戴着金丝眼镜、面色严肃的男人，胸口别着“文书科张”的铜牌。
“张先生，我想应聘抄写员。”
男人从一堆文件中抬起头，透过镜片打量我：“识字？字写得怎么样？”
“识字，字迹工整。”我把随身带的笔记本递过去，“您看。”
男人接过本子，翻了几页，脸色缓和了些：“字确实端正。不过我们这活儿要求高，不能有错字，不能涂改，一天至少要抄完一百封标准信封。你能做？”
“我能。”我说得斩钉截铁。
“那行，试用三天。”男人从柜子里拿出一沓空白信封和一份手抄的地址名录，“这是今天的量。抄完检查无误，按每封两个铜板算钱。下午五点前交回来。”
我接过东西：“谢谢张先生。”
抱着那沓信封和名录回到家时，傅文佩已经回来了。
她正站在新搭好的平台前——平台已经刷上了鹅黄色的漆，在午后的阳光下显得格外鲜亮。她手里拿着一块月白色的绸缎，对着光仔细看料子的纹理，手指轻轻摩挲着缎面。
李副官在一旁钉最后两个挂架，叮叮当当的声音很有节奏。
“妈，料子买回来了？”
傅文佩回过头，脸上带着难得的、舒展的笑容：“买回来了。你看这绸缎，是杭州来的真丝，光泽多好。还有这墨绿色的，厚实，适合做冬装。珍珠扣我也挑了，大小匀称，光泽也好。”
她把料子一样样摊开在平台上，动作轻柔得像在展示宝贝。
“一共花了多少钱？”
“月白色的每尺四毛五，墨绿色的每尺五毛二。各五尺，加上镶边料和扣子，一共花了……六块三毛。”傅文佩说得有些小心翼翼，从怀里掏出折好的发票，“发票在这儿。依萍，这价钱……合适吗？”
我接过发票看了看，点点头：“合适。这个价能买到这样的料子，李叔叔帮忙讲价了吧？”
李副官在一旁嘿嘿一笑：“正好认识那家铺子的掌柜，给了个熟人价。”
“辛苦李叔叔了。”我把从邮局接的活放到桌上，“妈，你先忙着，我这儿有点抄写的活，赶着今天做完。”
“你忙你的。”傅文佩说，语气里有了底气，“我先把料子裁出来。王同学那件月白色的，我想在袖口绣几枝淡粉色的梅花，你说好不好？”
“好。”我说，“你决定就行。你的手艺，我信得过。”
傅文佩笑了，眼睛弯成月牙，眼角细密的皱纹都舒展开来。
我开始抄写信封。地址名录上是密密麻麻的人名和住址：宁波路某某号、霞飞路某某里、闸北某某弄……大多在上海，也有少数寄往外地的。这活儿枯燥，但确实简单，只需要专心和耐心。
笔尖在信封上游走，一个个工整的楷字排列开来。抄到第五十个时，手腕已经有些酸了。我停下来活动手指，抬头看向窗外。
平台已经彻底完工了。鹅黄色的漆面干了大半，在阳光下泛着柔和的光泽。李副官钉好的两个木架也刷了同色的漆，等干了就能挂样品。傅文佩正把月白色的绸缎铺在平台上，用画粉小心翼翼地划线。
她做这些时，背挺得笔直，神情专注，手上动作稳当利落。
这个样子的她，和昨晚那个缩在墙角哭泣的女人，简直判若两人。
人果然是需要一点盼头的。
有了盼头，脊梁就能挺起来，眼睛就能亮起来，手就能稳起来。
我低下头，继续抄写。笔尖沙沙，一个个名字、一条条地址在纸上生长出来。这些陌生人的信件，将带着我抄写的地址，去往上海各处，或许还会去往更远的地方。
而我的路，也从这间陋室、从这个鹅黄色的平台、从这些抄写的信封开始，一点点铺展开来。
傍晚五点钟，我抄完了最后一封信封。一百封，整整齐齐摞在桌上，墨迹已干。
我仔细检查了一遍，确认没有错漏，这才抱着它们去了邮局。
张先生正收拾东西准备下班，看见我准时回来，有些意外。他接过信封，快速抽查了十几封，点点头：“不错，字迹工整，没有错误。明天继续？”
“继续。”我说。
他从钱盒里数出两百个铜板——串成了两串，每串一百个——递给我：“今天的工钱。明天还是这个量，同样的要求。”
我接过沉甸甸的铜板：“谢谢张先生。”
走出邮局时，天已经擦黑了。街上亮起了路灯，黄包车夫们点起了车头的煤油灯，像流动的萤火在暮色中穿梭。
我把铜钱揣进怀里，贴着那三块银元的翻译费，沉甸甸的踏实。
回到家时，傅文佩已经做好了晚饭。不再是稀得照见人影的米粥，而是实实在在的白米饭，配一碟清炒青菜，还有一小碗中午剩下的、热过的排骨汤——那是李副官中午非要留下来吃饭时带来的。
“依萍，回来了？快吃饭。”傅文佩盛好饭，摆好筷子。
我们面对面坐下。煤油灯的光晕染开一小片暖黄，照着桌上简单的饭菜。
“妈，”我端起碗，忽然说，“今天抄信封挣了两百个铜板，合两块银元。加上翻译费的三块，方瑜带来的定金九块五，我们手里现在有十四块五。扣除买料子的六块三，还剩八块二。”
傅文佩握着筷子的手顿了顿，眼睛在灯光下亮得惊人。
“八块二……”她喃喃重复，随即又摇摇头，“不，不能这么算。那定金是要做衣服的，料子钱已经花了，工钱还没挣呢。”
“工钱早晚会挣到。”我夹了一筷子青菜，“我是说，妈，你看，我们离开陆家才一天多，手里就有了八块二的活钱。陆家每个月施舍二十块，还要看王雪琴脸色，听陆振华训斥。我们靠自己，两天就挣了小一半。”
傅文佩看着我，看了很久，然后重重点头：“嗯。”
她扒了一口饭，嚼得很慢，很认真。咽下去后，她才轻声说：“依萍，妈以前……太没用了。”
“以前的事不提了。”我说，“从今天起，咱们往前看。”
吃完饭，我帮傅文佩收拾碗筷。她烧了热水，我们简单洗漱后，各自回了房间。
躺在床上，背上的伤还在隐隐作痛，但心里一片清明。
窗外传来打更的声音，梆梆梆，悠长而苍凉，穿过1936年上海冬夜的寒气。
我闭上眼睛。
今天抄写的一百个信封里，有一个地址我记得特别清楚：愚园路1136号，顾宅。
那是上海西区的高等住宅区，花园洋房，梧桐成荫。住在那里的，非富即贵。
我的文章今天登在了《申报》上。
我的裁缝铺明天就要正式开张。
我的翻译费已经到手。
我的抄写工作有了稳定收入。
一切都刚刚开始，一切都还微不足道。
但我知道，从我把那本苦情日记撕碎、扔进炭盆烧成灰的那一刻起，陆依萍的人生，就已经按下了彻底的重启键。
陆家？
那不过是我上辈子选错的存档点。
这辈子，我要自己写剧情，自己定规则，自己走到结局。
而那个结局，绝不会是哭哭啼啼地死在雨夜里。
绝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