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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前我能完成从嘉禾里借人、借设备、找场地。道具、服装都可以完成。年后初五我就开工，把初八开机的事情能安排好。”
周秉昆又详细跟李制片谈了拍摄过程中的各个细节。
灯光用碳弧灯，几盏，怎么摆。
摄影机用米切尔，胶片按1比5的素材比备。
录音用磁带机，吊杆麦克风。
演员的档期，秦沛、黄淑仪、刘松仁，各自什么时候能进组。
场地的租期，唐楼拍4周，茶餐厅拍3周，西贡拍1周。
唐楼那场雨戏，如果天不下雨，就用消防车的水管接上去喷，李制片说他认识消防队的人，能借。
周秉昆和李制片签了雇佣合同，先给了一部分资金，让李制片先去准备。
谈完，李制片把剧本和分镜脚本重新包好，夹在腋下，站起来。
“萧先生，有句话我得说。”他站在卡座边上，看着周秉昆，“我在这行爬摸滚打20年，见过太多有钱人想拍电影。有的人钱一扔，人就不见了。有的人天天来片场，什么都要管，什么都不懂。您不一样。您的东西是齐的，我心里有底。”
周秉昆跟他握了手。
李制片的手劲不小，掌心有茧子。
1971年的香港电影工业，已经非常成熟。
规模、产能、院线、明星制度、片场体系都早已运转多年，只是这一年恰好站在一个旧时代彻底落幕、新时代刚刚开始的转折点上。
粤语片在1971年只剩1部，国语片85部，107家戏院，邵氏一家独大。
这意味着周秉昆拍摄第一部电影，面对的不是一片荒地，而是一个有规矩、有行规、有派系、有成熟技术工人的片场环境。
他不需要从零搭一个剧组，他可以从嘉禾现有的体系里借人、借设备、借场地。
他要做的是在这个工业的缝隙里，用最小的成本，拍一部不跟邵氏、嘉禾抢档期的片子。
1971年在香港拍电影，拍摄前不需要向政府报批剧本或申请拍摄许可；
但公开放映之前，必须送检。
这个也方便。
到时候片子剪完、混录完，让邹文怀那边的人把拷贝送去新闻处检查。
等几天，核准证明书下来，片子就可以排期上映。
这个过程在1971年的香港是例行公事，不构成障碍。
他真正要操心的，不是政府批不批，是邵氏那边会不会在档期上动手脚。
不过周秉昆的练手之作，总共才20多万的成本，无所谓。
邵氏要动手脚，也得看得上这20多万的小片子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