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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晚晴看着屏幕上的稿子。两千字。关于两千万美元如何从海城流到东南亚的故事。她写了四个小时，每一个字都反复斟酌，每一个数据都核对了三遍。但这篇稿子写的是钱——钱去了哪里，钱是怎么走的，钱背后的链条有多长。
而陆深告诉她的是另一件事——126栋楼，六七万人，省住建厅不敢公开。
你的报道继续写，陆深说。分批揭露是官方的方案，但报道是公众的知情权。两件事可以同时推进。
苏晚晴说好。她挂了电话，看着屏幕上的稿子。她把手指放回键盘上，继续写。
但她的脑子里一直在想那个数字——126。126栋楼，六七万人。省住建厅说如果全部公开，房地产市场会地震。
她想起了父亲。父亲是一个基层建筑监理员，一辈子在工地上跑。他因为拒绝签字放行不合格工程被报复致残。他小时候跟她说的一句话——晚晴，房子是用来住人的，不是用来赚钱的。
她继续写。键盘的敲击声在空荡荡的编辑部里回响。日光灯嗡嗡响着。窗外的天开始亮了。
她把稿子里关于东南亚银行系统的部分又改了一遍。不能用这个词——太模糊了，读者会觉得是记者的猜测。她改成了资金最终进入了该国的金融体系，此后无法追踪。这样写更准确，也更有力。
然后她开始写另一段——关于126栋楼的事。不写省住建厅的态度，不写房地产市场会地震那句话。她只写事实。
126栋楼，从设计阶段就被削弱了骨头的楼，六七万人每天睡在里面。配合比同源，假签名，设计渗透，保护伞网络——每一条证据链都指向同一个结论。
但她不能把这些全写进去。有些内容还在调查组的保密范围内。她只能写已经公开的部分——配合比同源，学校排查，家长抗议，停课。然后从这些已知的事实推导出资金链的方向。
她想起陆深说的那句话——分批揭露是官方的方案，但报道是公众的知情权。
官方可以等。但住在危楼里的人等不了。
稿子写完的时候，天已经大亮。她检查了三遍，存了稿，发给韩主编。然后她站起来，穿上灰色冲锋衣，把录音笔装进口袋。
她要去安全屋。分批揭露计划的第一步已经开始了——D级楼栋的居民需要疏散。陆深说过，126栋楼里面有12栋达到了D级危险等级，必须立即疏散。12栋楼，每栋平均六层四十八户，总共五百多户、将近两千人。他们需要在最短的时间内搬出去。
她想起长宁小学停课的时候，家长们站在校门口，有人哭，有人骂，有人抱着孩子不知所措。那是学校——至少学校有统一的安置方案，有社区中心可以临时转移。
但住宅楼不一样。住宅楼里的居民没有统一的安置方案，他们要自己找地方住，有的要租房，有的要投亲靠友，有的老人根本不知道能去哪里。
苏晚晴决定到了安全屋以后，先问陆深要一份D级楼栋的清单。她想知道这些楼在哪里，住着什么样的人，政府打算怎么安置他们。如果报道能推动安置方案的落实，那这篇报道就不仅仅是揭露——它还能帮到那些人。
她想起了方远山。方远山七年前一个人查到了同样的东西，但他没有报道，没有调查组，没有任何人可以通报。他只能把证据写进一封信里，藏起来，然后死了。
七年后，他的学生坐在一间安全屋里，面前摊着126栋楼的完整鉴定报告，身边有一个记者、一个数据分析师、一个实验室负责人、一个设计院工程师。他们能做到的事情比方远山当年多得多。但他们面对的对手也强大得多。
方远山用命换来的那些证据，现在就在他们手上。苏晚晴不能让他白死。
走出报社大楼的时候，空气里有混凝土灰尘的味道——街对面有一栋楼在拆，脚手架上挂着绿色防护网，灰尘从网眼里面飘出来，干涩，呛嗓子。这是这座城市每天都在发生的事情——拆掉旧的，建起新的。但有多少人想过，那些新建的楼，骨头是不是结实的？
她踩着平底鞋走在人行道上，没有发出一点声音，像往常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