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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德昌在第二天上午八点整准时出现在76号情报处办公室门口。
他比郑耀先预想的要年轻。档案上写的是三十四岁，但本人看起来不超过三十，瘦高个，肩膀略窄，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藏青色棉袍，领口扣得一丝不苟。脸上戴着一副圆框近视眼镜，镜片后面的一双眼睛不大但很有神，是那种长期从事精密技术工作的人特有的眼神——专注、审慎、习惯于在细微处寻找规律。他左手提着一个旧牛皮工具包，包面上印着已经模糊不清的“满洲电信管理局”字样，右手夹着一份用牛皮纸包裹的人事调动函。整个人站在情报处办公室门口的姿态既不卑微也不傲慢，微微低着头，目光从镜片上方打量着这间陌生的办公室，像是在评估一个新的技术环境而不是新的工作单位。
郑耀先从办公桌后面站起来，用标准的上海话打了声招呼。冯德昌听到上海话时微微愣了一下，随即用带着明显哈尔滨口音的上海话回应——他在上海待的时间不长，口音还没转过来，但能听出他在努力适应。他的哈尔滨口音在76号这个上海本地人居多的环境里会显得格外突出，这份不适应反而让郑耀先看到了一个可以利用的支点——一个在语言和文化上与周围环境格格不入的技术人员，内心深处往往比表面看起来更加孤独。
郑耀先接过调动函扫了一眼，宫本的签字和私章都在，手续齐全。他将调动函交给周济民拿去档案室备案，然后带着冯德昌在情报处的办公区域转了一圈，向他介绍了情报处的基本架构、各科室的职能分布以及与特高课技术室的日常沟通流程。介绍过程中郑耀先刻意保持语速平缓，用词正式而不生硬，像是在接待任何一个新调来的普通同事。但他注意到冯德昌在听到关于圣母院路无线电排查工作内容时眼睛亮了一下，那个细微的反应说明他对圣母院路这个区域并不陌生——作为技术室的中方雇员，他之前一定参与过对圣母院路方向无线电信号的测向工作，甚至可能直接在测向车上操作过设备。他对那片区域的电磁环境有第一手的了解，而这正是郑耀先最需要的技术情报。
冯德昌的办公位置被安排在情报处技术分析科靠窗的一张空桌子，桌面上一尘不染，摆着一台打字机、一套制图工具和一部内部电话。旁边墙上贴着一张大幅的上海市区地图，地图上用红蓝两色的图钉标注着各处已知或疑似的无线电信号源位置。冯德昌坐下后的第一件事不是整理自己的物品，而是走到地图前面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巴掌大的笔记本，翻到夹了书签的那一页，开始对照地图上的标注做补充记录。郑耀先注意到他的笔记本上密密麻麻地画满了各种技术符号和频率数据，有些是用钢笔写的，有些是用铅笔临时记的，页边还画了几个简易的天线方向图。一个在正式报到之前就提前做好了技术准备的人，要么是对工作极度认真负责，要么是对这份工作的目的有着超越职责范围的个人兴趣。在郑耀先的经验里这样的人往往兼而有之。
上午九点半，宫本从特高课技术室临时调来给情报处做测向设备操作培训的日籍技师桥本准时到达情报处办公室。桥本是个戴金丝边眼镜的中年日本人，日语口音带着浓重的九州方言，说话时目光习惯性地越过对方的肩膀看向远方，给人一种不太好相处的感觉。但桥本看到冯德昌时态度明显缓和了许多，两人在技术室的共事经历让彼此之间已经建立了一定的工作默契。桥本甚至主动用不太流利的中文跟冯德昌打了声招呼，这在平时对手下的中方雇员从来不屑一顾的桥本来说是极少见的。
培训内容是关于特高课最新装备的一种移动式无线电测向设备——这种设备被安装在经过改装的民用厢式货车内部，外观与普通货车无异，但车内配备了高灵敏度定向天线和频率分析仪，能够在行驶过程中对半径三公里内的无线电信号进行不间断扫描和方位锁定。桥本用日语讲解技术参数，冯德昌在旁边同步翻译成中文给情报处的外勤人员听，偶尔在翻译间隙补充几句自己的技术注解，解释的内容往往比桥本的原话更加通俗易懂且切中要害，显然他对这套设备的工作原理和操作流程已经了如指掌。
郑耀先坐在会议桌的另一端一边听着培训一边在笔记本上记录着几个关键的技术数据——测向车的扫描半径、频率锁定精度、信号持续追踪的最小时间阈值以及设备对短时脉冲信号的响应特征。桥本提到的一个技术细节引起了他高度的警觉：这套新设备对短时脉冲信号的捕捉灵敏度较旧型号提高了将近一倍，能够在一次脉冲持续时间内完成初步的方位区间锁定，然后再通过多次脉冲的累积进行精确的交叉定位修正。这意味着即使发报者将每次通讯时间压缩在三十秒以内，新设备仍然能够在第一次脉冲出现时就记录下信号源的大致方向，然后在下一次脉冲出现时迅速缩小搜索范围。如果发报者频繁使用同一频段，即使每次只发短短三十秒，测向车也能在几次脉冲积累后完成精准定位。
这个技术参数解释了为什么宫本和山本对圣母院路区域的无线电排查始终没有放松——他们知道设备有这个能力，相信只要信号源继续活动，早晚能被精确锁定。而郑耀先在过去的通讯中虽然严格遵守了短时发报的原则，但频段的重复使用确实给测向设备提供了多次累积定位的机会，这是之前没有充分评估到的风险点。将来商行电台重新启用后他需要采取更加严格的发报规程——每次发报的频段都必须与上一次完全不同，最好能做到每次使用随机频段；发报时间的间隔不能有规律可循，不能固定在某个时间段的整点或半点；每次发报的时间长度也要随机变化，二十五秒、三十三秒、四十一秒交替使用，让测向设备无法建立稳定的脉冲响应模式。
培训结束后桥本先回了技术室，冯德昌留在会议室里整理培训记录。郑耀先以核对技术参数为由和他单独谈了一会儿。他从哈尔滨工业大学电机系辍学的原因问起，冯德昌回答得很坦诚——家里交不起学费，大三那年父亲在码头上扛活时被塌下来的货箱砸断了腰，他不得不辍学去电信管理局做技工养家，后来因为技术好被特高课选中招进了技术室。每个月薪水比电信管理局高出将近一半，足够供妹妹读完大学。提到妹妹时他脸上闪过一丝极短暂的戒备，像是意识到自己说多了，随即把话题转回了测向设备的天线阵列校准问题上。
郑耀先捕捉到了这一瞬的戒备并牢牢记在心里。冯德昌主动提到妹妹说明他在情感上对妹妹的依赖很深，这种情感依赖正是策反工作中最有效的切入点之一。但他随即表现出的戒备也说明他很清楚妹妹的政治倾向是一个危险的话题，他在保护她。一个在特高课技术室工作的中方雇员明明知道自己妹妹加入了中共外围组织却仍然每周末去接她吃饭——这种行为本身就是一种沉默的抵抗。
下午两点，郑耀先按计划带着冯德昌和两名情报处外勤乘坐公务车前往圣母院路进行测向设备的实地操作演练，顺便熟悉圣母院路区域的排查路线和地理环境。这是冯德昌调入情报处后的第一次外勤，郑耀先亲自带队既是对新人的重视，也是想借机观察他在真实工作环境中的表现和反应。
测向车是一辆不起眼的灰色福特厢式货车，停在圣母院路中段一条僻静的里弄里。车内的设备已经由桥本提前调试好了，冯德昌坐进车厢后熟练地检查了一遍定向天线的旋钮刻度和频率分析仪的校准参数，动作流畅而精准，像是外科医生在术前检查手术器械。他用指尖轻轻敲了敲频率分析仪的表盘，眉头微微皱了一下，然后对郑耀先说这台设备的频率锁定模块校准存在轻微偏差——大概零点三兆赫的漂移——需要重新校准。桥本调试的时候他就在旁边看着，那个偏差值他凭目测就记住了。郑耀先安排外勤去买了热茶和点心送到车上以示对他专业眼光的认可，冯德昌接过茶杯时愣了一下，低声说了句“谢谢郑组长”，语气里的戒备比上午在办公室时松动了一些。
接下来两个小时测向车在圣母院路及周边三条街道上进行了巡回扫描。冯德昌坐在设备前全神贯注地盯着频率分析仪的显示屏，耳机的橡胶套紧紧压在他的耳朵上，他每隔几分钟就在笔记本上记下一组数据，包括信号频段、强度、方位角度和持续时间。他记录数据的习惯很有特点——不是机械地抄表盘读数，而是会标注出每个信号的调制特征和可能的干扰源，分析判断的过程直接写在了数据旁边。这种综合判断能力在单纯的技术操作员中非常罕见，更像是一个情报分析员的思维方式。
四点半左右测向车驶过济世堂药房所在的街区时冯德昌突然抬手示意停车，摘下耳机对郑耀先说刚才经过那个街角时捕捉到了一个极微弱的无线电信号——信号持续不到三秒就消失了，频段与之前特高课记录的嫌疑信号不在同一个区间，但调制方式非常相似。信号源的大致方位就在前方偏右约一百五十米到两百米之间。郑耀先顺着他手指的方向看过去，那个方向不偏不倚正指向商行所在的弄堂——虽然信号微弱、持续时间极短不足以被锁定，但冯德昌的耳朵和经验让他在一个下午的常规扫描中就捕捉到了与商行电台相关联的蛛丝马迹。如果给他足够的时间和设备资源，他完全有可能在某次更加精细的扫描中锁定商行的确切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