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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耀先回到迈尔西爱路安全屋的时候，已经是深夜十一点多了。南京路上的霓虹灯在身后渐次熄灭，法租界这边的街道安静得只剩下梧桐树叶在风里沙沙作响。他推开铁门，天井里的枇杷树静立着，月光把枝叶的影子铺在青石板上，像一张支离破碎的网。
他没有急着进屋，而是站在天井里点了一支烟。烟雾在夜色中散得很慢，丝丝缕缕地缠绕在枇杷树叶之间。阜宁那边的仗打完了，白鸟小队被歼灭大半，田边诚一负伤逃回，关东军在华中派遣军面前丢尽了脸面。山本在电话里把责任推得干干净净的那番话，他在新亚饭店的宴会上又当众重复了一遍，措辞更加圆滑老辣——“关东军情报课长田边诚一阁下向来认为特高课的情报不可信，此次阜宁之战恰好证明，帝国陆军的情报系统需要的是精诚合作，而不是相互猜忌。河边正三将军如果有疑问，不妨请田边阁下亲自来解释，为什么他亲自率领的精锐侦察小队，会在一个他声称‘情报充分’的地区遭到伏击。”
这番话在宴会上引起的效果，比他预想的还要好。派遣军副参谋长武藤章放下酒杯，冷冷地说了一句“关东军的人确实该收敛些了”，席间几位师团参谋长纷纷点头。山本坐在郑耀先旁边，脸上不动声色，却在桌下用手在膝盖上轻轻敲了三下——这是他们之间约定的暗号，意思是“做得好”。
现在想起来，这三下敲击比任何口头嘉奖都更有分量。这意味着山本已经把他当成了真正的心腹，而不仅仅是一个精通中国事务的顾问。在特高课这样的机构里，信任是最稀缺的通货，一旦获得就必须立即兑现成实际权力。他明天一早就要去虹口特高课本部，正式接手新成立的“情报评估组”的组建工作。山本给了他五个人的人事调配权，外加可以直接调阅密电分析科所有往来电报的权限——这个权限才是他真正需要的。
烟燃到了尽头，烫了一下手指。郑耀先把烟蒂碾灭在青石板上，推开房门走进屋里。
屋内还是他离开时的样子。桌上摊着南京带回来的那些文件，都按照他的习惯用镇纸压着边角，排列得整整齐齐。发报机收在衣柜夹层里，上面盖着几件换洗的衬衫。药瓶还搁在桌角，里面只剩四粒安神丸。他的目光扫过这些熟悉的物件，最后落在桌面上那张画着青瓷花瓶的便条上。
便条上的笔迹他翻来覆去看了不下二十遍。字是用极细的铅笔写的，笔画纤秀但骨架硬朗，撇捺收笔处微微上挑——这种写法需要手腕极稳，通常只有长期握笔抄写电报的人才写得出来。那句诗“白鸟一双临水立，见人惊起入芦花”出自宋人戴复古的《江村晚眺》，原诗写的是江村晚景的闲适恬淡，用在这里却平添了一层警觉与逃遁的意味。白鸟惊起，飞入芦花——是说白鸟小队已经被惊动了么？还是在提醒他，危机如同白鸟，看似静立水畔，稍有风吹草动便会振翅高飞？
最关键的问题是，这张便条是什么时候夹进他的文件堆里的。
在南京的那几天，他随身携带的文件都锁在华中派遣军司令部给他安排的房间里。房间每天有勤务兵打扫，但文件装在牛皮公文包里，公文包上着暗锁。回到上海后，他在迈尔西爱路安全屋里整理材料时，并没有立即发现这张便条。直到那天凌晨惊醒过来，才发现它赫然摊在桌上，压在他编写的给山本的报告草稿上面。
从南京回来到现在，进过这间屋子的只有三个人——他自己、秦素贞、以及昨天来送电报的宋孝安。秦素贞从不在他的书房多停留，每次都是放了东西就走。宋孝安送电报时他就在屋里，从头到尾没有离开过。更何况，宋孝安和秦素贞的字迹他都认得，与这便条上的笔迹全不相干。
那么，只剩下一种可能：便条是在南京时就被人夹进文件里的。
这个人必须能够接近华中派遣军司令部大楼，必须是内部人员，或者至少是有权限进入情报部门区域的人。这个人了解他的身份——至少了解他的隐蔽身份——却没有向日军告发，而是用这种方式向他传递了一个模糊的信号。是敌是友？是提醒还是试探？
郑耀先把便条收进怀里，在桌边坐下来，拧开台灯。他拿出一张干净的稿纸，开始逐条梳理南京之行接触到过的所有人。
华中派遣军司令部大楼里的人可以分成三类。第一类是将官和他们的副官参谋，这类人不可能做这种事。第二类是司令部的文职人员和情报分析官，他在会议期间和这些人有过接触，但时间很短，基本都是在会议桌上公事公办地交换意见，没有单独相处的机会。第三类是勤务人员——打扫房间的勤务兵、送饭的伙夫、负责文件传递的通讯兵。便条要准确夹进他的文件堆，最有可能的途径就是勤务兵在打扫房间时放进去的。
但他仔细回忆了房间的布置和勤务兵的活动规律。他的房间在三楼东侧走廊尽头，旁边是山本的房间，对面住着关东军来的一位大佐。勤务兵每天早中晚各打扫一次，时间固定，而且通常不会单独行动——华中派遣军司令部有规定，勤务兵打扫情报人员的房间时，必须有一名值班军官在场监督。这意味着，如果勤务兵做手脚，必须有值班军官配合或者默许。
这就把范围缩小到了情报部门的军官身上。
他在南京期间接触过的情报部门军官有七个人。密电分析科科长大岛健二，一个戴着金丝眼镜的技术官僚，整天埋首在密码本和频率表里，对政治斗争毫无兴趣。情报评估课课长小野寺三郎，山本的老部下，为人谨慎刻板。关东军驻华中联络官佐藤正雄，田边诚一的副手，在白鸟小队被围歼前就已经返回了关东军本部。剩下的四个人都是中级军官，在会议期间负责记录和文件分发，与他有过短暂交谈。
如果把他从这些人中逐个排除，首先可以去掉大岛健二和小野寺三郎。这两个人都是山本的人，山本对他们的信任度比对郑耀先本人还高。其次可以去掉佐藤正雄，他离开南京的时间在白鸟小队出发之前，那时候郑耀先的文件夹里还没有南京带回来的那些材料。
剩下的四个人中，有一个人引起了他的特别注意。
这个人叫矢野浩二，关东军情报课的通讯参谋，军衔少佐。会议第一天，矢野就坐在田边诚一身后的记录席上，负责操纵一台便携式发报机，随时将田边的发言整理加密后发回关东军本部。郑耀先注意到他，是因为他在会议间隙时做了一件看起来很平常、细想却很不寻常的事。
那天下午休会时，郑耀先站在会议室外面的走廊上抽烟。矢野从会议室出来，腋下夹着一沓文件，走到他旁边，用流利的中文说：“郑先生，听说您是上海人？我在哈尔滨长大，小时候家里隔壁就是一家从上海搬来的裁缝铺。老板娘做的蟹壳黄烧饼好吃极了。”矢野的中文不带任何口音，甚至会用“蟹壳黄”这种地道的上海词汇。他说这些话时语气自然，脸上带着中日混血儿那种界限模糊的笑容。
当时郑耀先没有多想，只和他闲聊了几句江南糕点之类无关紧要的话题。现在回想起来，矢野主动搭话这件事本身就不寻常。关东军的人对特高课向来抱有成见，田边诚一更是多次公开批评山本的情报工作。作为田边的直属部下，矢野却在中途休息时特意走过来和一个特高课顾问聊天，这要么是田边授意的试探，要么是矢野本人的私人行为。
而矢野是关东军情报课的通讯参谋，他每天经手大量密码电报，既熟悉密码编制，也擅长模仿各种手写字体——这是通讯参谋的基本功，因为他们在加密电报原文时需要将手写文字转化为密码，长期训练下来，他们对笔迹的辨别和模仿能力远超常人。
如果那张便条上的字迹确实出自矢野之手，那么矢野就是在向他传递一个信息。这个信息的内容可以解读为：“我知道你是谁。但我不会说出去。”
为什么？
郑耀先在纸上写下了矢野浩二的名字，在旁边画了两个圆圈，一个代表关东军情报课，一个代表特高课。然后在两个圆圈之间画了一条虚线。
矢野是关东军的人，但关东军内部并非铁板一块。田边诚一在白鸟小队覆灭后，必定会受到关东军司令部的追责。矢野作为田边的部下，如果真的对田边心存不满，或者只是想在田边倒台前为自己寻找后路，那么向一个明显与田边不和、且正在上升期的特高课顾问示好，就是很合理的举动。他不直接通报姓名，而是采用这种隐晦的方式，既可以保护自己，也给将来保留了模糊空间——如果郑耀先的身份最终暴露，矢野可以说自己从未传递过任何实质性情报。如果郑耀先在特高课的地位继续上升，矢野则可以凭这张便条证明自己曾经暗中帮助过他。
这枚棋子的落位很微妙。如果经营得当，矢野浩二可以成为楔进关东军情报系统的一颗钉子。
当然，这一切都是推测。那张便条也有可能是别人夹进去的，甚至有可能是山本本人设下的一个试探——虽然他很快就否定了这个可能。以山本的性格，如果要试探他，会用更直接、更无法回避的方式，而不是一首古诗和一幅青瓷花瓶的简笔画。山本这个人的行事逻辑清晰得像一把手术刀，他不会用模棱两可的诗句来考验一个心腹，他会在最关键的节点上抛出一个毫无预兆的问题，看你如何当场应对。
剩下的第四种可能：就是陆汉卿在南京另有联络人，那人通过某种渠道将便条夹进了他的文件里。但陆汉卿在南京活动的那几年，建立的关系网大都是面向社会下层的交通联络站，能接近华中派遣军司令部的人凤毛麟角。而且老陆如果真的要传递信息，一定会通过秦素贞这条已经验证过的安全渠道，不会冒这么大的风险让一个未经考验的渠道直接接触郑耀先。
所以综合判断，矢野浩二是最可能的人。
郑耀先把写着矢野名字的纸条折好，划燃火柴烧掉，灰烬落在烟灰缸里。这件事暂时没有急迫到需要立即处理的程度。如果矢野真的想和他建立联系，后续还会有动作。如果没有，那也无损大局。眼下最要紧的是两件事：一是情报评估组的组建，二是应付军统上海站即将到来的人事震荡。
毛人凤的倒台不会无声无息。戴笠这次出手果断，直接用一个有名无实的顾问职位把毛人凤架空了。毛人凤在局本部经营多年，虽然被连根拔了，但他的根系在地下蔓延得很深——各外站的站长、副站长中，有好几个是毛人凤当年一手提拔起来的。戴笠接下来必然会对这些位置逐一清洗，换上自己的人。军统上海站这边，站长徐百川是戴笠的心腹铁杆，用不着换。副站长张士超已经死了，空出来的缺原本悬着，现在毛人凤倒了，这个缺正好可以名正言顺地由戴笠直接指定。
问题是，戴笠会指定谁。
宋孝安下午送来电报时，还附带着另外一条消息：军统局本部机要室主任余若兰已向戴笠提交了一份各外站人事调整的初步方案，其中建议由军统潜伏上海站档案科科长徐秋影升任副站长。理由是徐秋影熟悉上海站的人事档案和运作流程，业务能力过硬，且几年来从未出现过工作失误。
这条消息让郑耀先沉默了很久。
徐秋影。怀表犹在，蓉城多暖。他想起在成都第一次见到她的样子，那时她刚到军统成都办事处报到，梳着两条辫子，穿着蓝布旗袍，抱着一沓档案从走廊那头走过来，见了人就怯生生地低头。是他把她从档案室一大堆枯燥的卷宗里挑出来，带到了上海。那时的徐秋影像一把还没开刃的刀，刀刃藏在鞘里，谁也看不清锋利的程度。
现在余若兰要让她当副站长。余若兰这个女人能在戴笠身边做到机要室主任，手段之老辣绝不亚于任何一个男人。她暂代主任秘书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推出徐秋影这个方案——这步棋一石三鸟。扶持徐秋影，可以削弱毛人凤残留在上海站的影响。同时，徐秋影在局本部没有根基，只能依赖余若兰的提携，等于给余若兰自己在外站安了一双眼睛。更重要的是，徐秋影和郑耀先的旧谊众所周知——余若兰是在试探戴笠对郑耀先的真实态度。如果戴笠批准徐秋影升任副站长，说明戴笠依然信任郑耀先。如果戴笠另派他人，则意味着戴笠对郑耀先也有了别的打算。
郑耀先对徐秋影的感情是复杂的。他带她来上海，是看中了她的能力和可塑性。档案科在他的上海站布局里，是最不起眼却最关键的一环——所有涉及行动组和情报组实际运作的文件，都由档案科存档。控制档案科的人，等于掌握着整个上海站的记忆。徐秋影也确实不负他的期望，几年下来把档案科管理得滴水不漏，既有效率又严守规则，连陆中这样爱找茬的人都挑不出毛病。
但徐秋影的心思究竟偏向哪一边，他心里并没有十足的把握。她是那种在表面上对所有人的要求都说“好”的人，转身却按照自己的判断去执行。她对他的尊重里带着一种他难以定义的意味——是两个孤独灵魂之间隐约的共振。这种共振既是信任的基石，也是危险的根源。因为越是这样的人，一旦发现被欺骗，反应就越不可预测。
如果她真的当上副站长，首先面临的就是档案移交和全面清查。毛人凤留下的那些暗桩，有可能在清查过程中被拔除。这对郑耀先来说是好事，因为这些暗桩中有一些也威胁到了他的隐蔽。但毛人凤曾编造过关于他是共产党的假材料，这些材料虽然已经在局本部备案时被戴笠否决，副本却有可能深埋在某个角落。如果徐秋影在清查过程中发现这些材料，她会怎么做？
郑耀先把这件事在脑子里翻来覆去地盘算了几遍，最后确定了一个方针：不干预，不回避。不干预意味着他不会通过任何渠道去影响余若兰或戴笠的人事决定。不回避意味着如果徐秋影真的升任副站长，他会像对待任何一位上级一样，公事公办地和她配合，同时继续保持怀表这条隐蔽的情感线路。
怀表线路是一条很细的线。从成都寄出的那些信，用的都是“郑耀先”这个名字在成都老家的私人地址——一个即便被军统检查也查不出任何问题的地址，因为郑耀先的公开履历里，祖籍确实是四川成都。而他寄去的明信片和便条，每次都用极平凡的措辞谈天气、谈饮食，像任何一个离乡多年的游子对故土的牵念。只有他和徐秋影两个人知道，这些信里的真正意义——“怀表犹在”是他在说“我还在岗位上”，“蓉城多暖”是她在说“后方安好”。这是一种近乎偏执的默契，不需要解释，不需要确认，只需要持续不断地发送和接收。
可如果徐秋影当了副站长，这种默契还能维持多久？副站长的职责里有一项是审查全站人员的安全背景——包括行动组组长郑耀先。
他闭上眼，揉了揉眉心。天快亮了，启明星已经挂在了枇杷树梢上。他吹灭台灯，和衣躺在藤椅上，闭目养神了大约两个小时。七点整，天井里的鸟叫声把他唤醒。他起身洗了把脸，换上一件干净的白衬衫，配深灰色西装，从衣柜里取出公文包，把需要带到特高课本部的文件装好。出门前他照例检查了一遍屋内——发报机隐藏完好，药瓶归位，桌面上不留下任何不想让别人看到的东西。
迈尔西爱路的清晨开始活泛起来。弄堂口卖粢饭糕的老陈头正在支油锅，油条在滚油里膨胀成金黄色的长条。郑耀先路过时买了一套大饼油条，边走边吃。老陈头的儿子前年秋天被76号抓去过，关了三天放出来，人瘦了一圈，背也驼了，从此不再说话。郑耀先每次经过都会多给他几个铜板，老陈头每次都摆手不要，郑耀先就丢在钱箱里转身走。
走了大约两百米，他在转角的面包店橱窗前停下，借着玻璃的反光打量身后的街道。没有人跟踪。有一个穿灰色长衫的男人在对面马路的梧桐树下站了一会儿，见郑耀先停下来，立刻转身朝相反方向走了。那个背影有些眼熟，但一时想不起在哪里见过。
他继续往前走，在四川路搭上电车。早班电车人不多，车厢里零星坐着几个穿西装的银行职员和拎菜篮的妇人。他在靠窗的位置坐下，把公文包放在膝盖上，目光扫过车厢里的每一张脸。没有熟面孔，没有可疑人员。电车哐当哐当地穿过苏州河上的铁桥，河面上飘着薄雾，几条运沙的驳船正在缓缓靠岸。阜宁的硝烟离这里很远，远得好像发生在另一个国度。但郑耀先知道，那场仗的涟漪已经开始在上海扩散了。
首先是关东军的反应。田边诚一负伤逃回后，关东军司令部必然会派人来上海调查战败原因。以关东军骄横的作风，他们不会承认自己战术失误，只会把责任推给情报——要么是情报不准，要么是有人泄密。而山本已经在派遣军司令部面前成功地把责任引回到田边本人身上，关东军调查组在上海必然碰一鼻子灰。这盆冷水会让他们记恨山本，同时也会让他们重新审视自己的情报系统。矢野浩二如果够聪明，就会利用这个机会，在关东军情报课内部扮演一个清醒者的角色——他是通讯参谋，掌握着大量电报往来记录，如果有谁需要在内部斗争中寻找盟友或替罪羊，他的位置就很关键。
其次是76号。李士群和丁默邨这段时间相当安静，安静得反常。宫本一郎自杀后，76号和特高课的关系一度紧张，但山本用一套圆滑的手法把裂痕修修补补地糊上了。李士群身边的黄烈被调去南京，等于断了他一条臂膀。换成别人，受到这种打击后要么反扑、要么收敛。李士群却两样都没做——他像一条沉到水底的鳄鱼，只露出两只眼睛在水面上，一动不动地观察着周围。郑耀先知道，李士群在等。等什么呢？等军统内斗的结果？等关东军和特高课矛盾的进一步激化？还是等日本人在太平洋上的战局出现什么变化？都有可能。李士群这种人，最擅长的就是在混乱中捞取好处。
还有中统。李政到了上海后，一直很低调，只和中统旧部保持联络，没有主动接触军统。但中统的安静往往比76号的安静更危险。中统和军统虽然在抗日这件事上有合作空间，但在深层次上，两个情报系统的核心矛盾是不可调和的——中统是党务调查系统出身，军统是军事谍报系统出身，一个服务于党，一个服务于军。这个根本区别决定了他们在资源争夺、行动主导权、以及战后权力格局上天然对立。郑耀先的中共身份虽然在军统是绝密，但他不能不提防中统的那一套调查手段。中统的人喜欢从人际关系和金钱往来上找到突破口，他们翻旧账的能力比军统强得多。
电车在虹口停了下来。郑耀先下车步行，穿过两条街，来到特高课本部门前。站岗的宪兵认识他，敬了个礼，拉开铁门让他进去。
特高课本部是一栋灰色三层建筑，原来是德国商人的办公楼，淞沪会战后被日军征用。楼内的装修还是德国人留下的，胡桃木护墙板，镶铜边的楼梯扶手，厚重扎实，走在上面几乎听不到脚步声。郑耀先上到二楼，山本的办公室在走廊东端。
他正要敲门，门却从里面拉开了。山本的秘书石田少尉站在门口，脸色不太好看。“郑先生，请稍候。”石田低声说，然后侧身让他进去外间的小会客室。
会客室里已经坐着一个人。那个人穿着关东军的深绿色军装，领口上别着大佐军衔章，坐在靠窗的沙发上一动不动地抽雪茄。烟雾在早晨的光线里缓缓升起，看不清他的表情。
郑耀先在会客室另一头的椅子上坐下，与那个关东军大佐保持着三四米的距离。两人都没有说话。过了大约五分钟，山本办公室的门开了，山本亲自送出来一个穿黑色西装的中年男人。那人脸色灰败，额上渗着细汗，走出去的脚步有些踉跄。山本拍了拍他的肩膀，用日语低声嘱咐了石田几句，石田便引着那人朝走廊另一头走了。
“矢野大佐，请进。”山本朝会客室里的关东军军官点了点头，然后目光移向郑耀先，“郑君，你也进来。这件事与情报评估组有关。”
郑耀先站起身，等矢野大佐先进了办公室，才跟了进去。山本的办公室很宽敞，墙上挂着上海及周边地区的巨幅军事地图，上面用各色图钉标注着新四军、忠义救国军、军统别动队的情报坐标。办公桌后面的墙上悬着一幅字——“文武两道”，据说是山本在陆军大学读书时，他的教官赠给他的。
矢野大佐在办公桌前的皮椅上坐下，郑耀先坐在旁边一把较矮的椅子上，身体微微前倾，既不过于谦卑，也不显得踞傲。
“矢野大佐是关东军司令部派来的特别调查官，负责调查阜宁战役中情报失误的原因。”山本开门见山，语气平淡，仿佛在介绍一道公文。“这位是郑耀先君，我的情报顾问，同时兼任新成立的情报评估组组长。郑君的专业素养和对中国事务的了解，在我们特高课系统内是首屈一指的。矢野大佐的调查如有需要，郑君可以全力配合。”
矢野大佐缓缓吐出一口烟雾，把雪茄在烟灰缸里按灭。他大约四十五六岁，颧骨很高，眼窝深陷，瞳孔带着一种关东军军官特有的冷漠和自负。他的目光在郑耀先脸上停留了几秒钟，像是在打量一件橱窗里的商品，然后收回去，转向山本。
“山本课长，我的调查不需要配合。需要的是事实。”矢野的语气生硬，每个字都像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田边诚一少将的‘白鸟’小队在阜宁遭到伏击，随行侦察骑兵六十七人，幸存者仅有田边少将本人和一名重伤的通讯兵。这名通讯兵在临死前交代，他们进入阜宁城南渡口区域时，确信那里是安全的——因为田边少将手里有一份针对阜宁地区新四军兵力部署的详细情报，情报来源是华中派遣军司令部密电分析科。”
山本不动声色地听完，然后轻轻笑了一下。那个笑容没有任何温度，只是一个嘴角上扬的生理动作。
“矢野大佐，你说到关键点了。田边少将手里的那份情报，确实出自密电分析科——但它不是密电分析科自己编写的，而是密电分析科根据关东军情报课提供的原始数据进行分析后形成的评估报告。田边少将出发前，我们曾三次向他口头说明，阜宁城南渡口区域有异常电讯讯号活动，疑似新四军主力集结。田边少将的回复是——‘关东军的骑兵不需要靠特高课的电波来指引方向。’他的原话，我这里还有会议记录。”
矢野的嘴角抽动了一下。“那份会议记录我已经看过了。但我感兴趣的不是这份记录，而是情报评估的过程本身。田边少将质疑的不是特高课的情报能力，而是情报评估中是否存在人为的偏差。我说得更直白一些——有人不希望‘白鸟’成功。”
这下连郑耀先都听出了弦外之音。矢野不是来调查情报失误的，他是来寻找替罪羊的。关东军司令部需要一个说得过去的人来为阜宁的失败负责，田边诚一受伤后不便追责，那就找一个中国人来承担“情报偏差”的罪名。矢野的目标从一开始就是他——郑耀先。
山本显然也听明白了。他慢慢从椅子上站起来，走到窗前，背对着矢野，看着窗外的操场——那里有一队新兵正在进行刺杀训练，喊杀声透过玻璃隐隐传进来。
“矢野大佐，如果你怀疑我的情报顾问在南京会议期间故意提供了带有误导性的情报评估，那么你可以直接说出来。这是你的权力，也是你的职责。我可以配合你的调查。”山本转过身，阳光从他背后射进来，把他整个人镶上了一道金边，看不清表情。他停顿了一下，然后话锋一转——“不过，在你开始调查之前，我有一份文件想请你看一下。这份文件是南京会议结束后，田边少将本人亲笔签署的情报交接单。上面清清楚楚写着，关东军情报课从特高课获取的所有情报均已核对无误，田边少将签字认可。这份文件的原件我已经呈送华中派遣军司令部备案，副本现在就可以给你。”
矢野的脸色终于变了。那份交接单他是知道的，每个情报单位在会议结束后都要签署，是标准流程。谁也不会在这种例行公事的文件上费心思，但山本显然早就料到关东军会来这一手，在交接单上做足了文章。如果田边本人签字确认了情报无误，那么矢野即便把天说破，也动摇不了特高课在华中派遣军司令部面前建立起来的信任。
矢野沉默了一会儿，重新拿起雪茄，但没有点燃，只是在手指间转动着。郑耀先注意到了这个细微的动作——雪茄不点燃就放在手里，说明吸烟者内心在权衡，需要一个外在的道具来掩饰思考的过程。
“山本课长，这件事我和你可以搁置争议。现在的问题是，关东军司令部需要一个结论。”矢野的语气软下来，不再像先前那样咄咄逼人。“阜宁这一仗打完，关东军的威信在南线受到严重挑战。司令官阁下需要一个说得通的前因后果。如果这个前因后果能把损失降到最低，对大家都是最好的结果。”
山本回到座位上坐下，双手交叉放在桌面上，看着矢野，眼神里带上了一丝近似于同情的理解。“矢野大佐，我和你是同一年从陆军大学毕业的。陆军大学教会我们的第一条准则就是——特工系统之间的内耗，最终只会便宜敌人。田边君这一次确实失败了，但他的失败是战术判断上的失误，不是叛国，也不是情报工作本身的失败。关东军如果非要在情报系统内部找一个替罪羊，那么这不仅仅是对田边君的不公平，更是给整个帝国陆军的情报体系开了一个恶劣的先例。以后谁还敢写真实的情报评估？谁还敢说与前方的指挥官判断不符的话？”
矢野沉默了很久，久到墙上的挂钟滴答滴答走了好几十下。最后他站起来，把雪茄插回军装口袋里。“山本课长的话我记下了。调查还要继续，但我可以向关东军司令部如实呈报——特高课的情报评估不存在人为偏差。至于田边少将这次行动失败的具体原因，或许需要在战术指挥层面寻找更合理的解释。”
这句话说完，他和山本互相敬了个礼，转身走出办公室。门在他身后关上的那一刻，郑耀先注意到山本的肩膀微微下沉了一点点，像是在卸下一直提着的戒备。
“矢野正信这个人，做事的风格和矢野浩二完全不像。”山本像是在自言自语，又像是在对郑耀先说话。“他们是同一家族出身，但矢野正信走的是纯陆军指挥路线，从不涉足情报工作。这次关东军派他来调查情报问题，摆明了是要找一个与情报系统无关的人来查，以便保持表面上的公正。但他们忽略了一点——不懂情报的人，最容易被人用情报手段引上岔路。”
郑耀先听懂了山本的意思。矢野浩二是关东军情报课的通讯参谋，是田边诚一的直属部下，而矢野正信是从关东军司令部直接派来的调查官，两人虽然同一家族，但在阜宁问题上立场完全不同。山本是在提醒他，关东军内部的派系比表面上看到的更复杂。
“课长，矢野大佐刚才提到了华中派遣军司令部密电分析科。我想借这个机会，正式向您汇报情报评估组的人事安排方案。”郑耀先从公文包里取出一份用日文和中文并列打印的文件，双手呈给山本。
山本接过文件，从头到尾仔细看了一遍。郑耀先的方案很周全：五名组员中，两人从法租界行动组抽调（就是赵简之安插进去的那几个年轻人），两人从密电分析科现有人员中选拔，剩下一人由山本亲自指定。工作范围包括对新四军控制区、军统中统潜伏据点、以及美英在沪情报网络的综合评估，每周形成一份评估报告呈送山本和华中派遣军司令部情报课。
“人员安排我同意。但有一点需要调整。”山本放下文件，拿起桌上的红铅笔，在“工作范围”一栏旁边写了几行字。“情报评估组的权限不能仅限于情报分析。它应该有独立核查权——也就是说，它可以直接调阅密电分析科、行动队、以及76号情报处的工作记录。如果有情报矛盾或隐报漏报，评估组有权直接向我报告。”
郑耀先心里震了一下，面上不动声色。这个权限远超他原先的期望。独立核查权意味着他不仅可以名正言顺地接触特高课和76号的内部情报，还可以在“核查情报矛盾”的名义下，追踪某些特定情报的来源和去向。对于军统和中统来说，这是一个灾难——76号内部有不少人私下与军统有接触，一旦被核查出来，这些人都保不住。但对于郑耀先本人来说，这恰恰给了他一个极佳的掩护：他可以通过“发现情报矛盾”的方式，有选择地清除那些威胁到他隐蔽身份的76号暗探，同时保留那些对他传递情报有利的灰色渠道。
但他也知道，山本不会平白无故给他这么大的权限。这个独立核查权的背后，一定另有目的。
果然，山本接着说：“矢野的调查短期内不会结束。关东军那边需要一个交代，我不能让他们在情报上面找到突破口，所以情报评估组第一件要做的，是一次内部安全甄别——不是对别人，是对我们自己。你要把特高课和76号这半年来所有经手过阜宁方向情报的人，逐一排查一遍。不是因为我相信关东军的说法，是因为我要让关东军看到，特高课从自身查起，毫无遮掩。如果关东军想查泄密问题，他们最终会发现，最有可能泄密的地方不在上海，而在他们自己的队伍里。”
这段话说完，郑耀先完全明白了山本的真正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