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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决从柳叶巷出来的时候，街上已经没有人了。
巷口的铺子都上了板，只有一家杂货铺还留着一扇门，门里的灯照出来，在石板路上落下一小片黄。
他没有往住处走。他出了巷口，顺着那条大路一直往东，走到南正街，再往江边走。
南正街的埠头上还亮着灯，一排灯笼挂在木杆上，风一吹就晃。
埠头的石阶让水泡了多年，边角都塌成了圆的，台阶上结着一层滑腻的东西，是鱼鳞和水草混在一处，晒干又泡开留下的。
踩上去得把脚放平了才不打滑。埠头一共五个，靠船的有两个，剩下三个空着，木桩上拴着断绳，绳子在水里泡得发黑。
第三个埠头靠着一只船。
船是黑的，船头上画着一道白杠，杠画得很粗，白漆上落着灰。
船上没有灯。船篷掀着一角，里有一个人影，坐着，一动不动，看不清脸。
秦决站在堤上，两只手拢在袖子里，看着那只船。
他站了很久。船篷里那个人始终没有动，连头都没有转一下。
风从江心过来，把堤上的水汽吹到脸上，凉的。江面上什么也看不见。
只有远处对岸一两点渔火，浮在黑水上，像谁把灯搁在了水里。
“秦先生。”
声音是从他背后来的。
秦决没有回头，先听了一下。来人走路的脚步很轻，落脚的时候脚跟先着地，一步一步，都不带声响，走到他身后三步的地方就停了。
“这是您头一回见我，”那人说，“我叫您一声秦先生，是因为这城里现在都这么叫。”
秦决转过身。
堤边上站着一个人，四十来岁，穿一件长衫，长衫是深灰的，扣子一颗一颗扣得很齐。
袖口干净，手上拎着一只不大的布包。他脸上没有疤，也没有横肉，看着像个账房。
“你从哪儿来。”
“江那头，”那人说，“您别问江哪头，问了我也不说，说了您也不信。”
“你跟着我走了几条街。”
“三条，”那人说，“过了钟楼那条街的时候，您回头看过一次，那时候我在对面的米行门口。”
秦决看了他一会儿。
“你手上那只包，装的什么。”
“见面礼，”那人说，“我们做买卖的，见人先给东西，后说话。”
他把布包提起来，往前递。
秦决没有接。
“先说你是谁。”
“我姓什么不重要，”那人说，“您要是非要有个称呼，叫我一声收东西的就行。”
“你们收什么。”
“不瞒您，”那人说，“您身上这样东西，三十年前掉过一片鳞。掉鳞的时候，城西有人捡着了，捡着的人把它揣了三年，最后拿去换了一口棺材。”
秦决的手指在袖子里动了一下。
“那一片鳞，现在在谁手上。”
“在我们柜上，”那人说，“三十年里这样的东西，我们收过十七样。鳞、骨、铜器、玉片，只要是从水里出来、跟那根骨头沾过的东西，我们都收。收回来，记一笔，搁在架子上，等一个要的人。”
“你们是拾骨人。”
那人的脸上还是一片平常。
“外头这么叫，”他说，“我们自己不这么叫。我们不拾骨，我们是买卖人。谁手上的东西掉了，我们收；谁想知道东西在哪儿，我们卖。三十年来我们只做这两样。”
“你们不下死手。”
“不下，”那人说，“死手是替人办的，办完就没了。买卖做的是长久生意。”
秦决把拢在袖子里的手松开了。
“你们收过一只铜灯座。”
“收过。”
“什么时候。”
“三天前，”那人说，“城南杏子巷，一户放鸡的人家，笼子底下压了三十年。我们的人夜里去的，取东西的时候没有惊动他，走的时候在门框上划了三道，是跟屋里那位打个招呼。”
“你们取它做什么。”
“不做什么，”那人说，“收。”
“收了一个不复原的东西。”
“对，”那人说，“我们收东西，不问它是什么，只问有多少人要。那只座子，有人要。要的人还没到，所以它搁在我们架子上，谁也动不了。”
“现在呢。”
那人把布包又往前递了半寸。
“现在要的人到了，”他说，“所以我们把它送回来。”
秦决接过来，把布包解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