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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吏部相同，其他部门也因逆案冲击陷入行政停摆、人人避事。
户部，边饷、漕粮、京俸处处缺钱，处处不敢拍板，动一动就怕被扣“通逆”“糜饷”的帽子。
兵部本就忙碌，辽东、西南本就事务繁杂，如今还要加上陕北，现在又缺了好几个位置，都已经乱成了一锅粥，边军情报送上来都没人调度。
工部、太仆寺，阉党时期遗留的大量工程、马政账目没人敢接，纷纷搁置。
只有都察院，反而借着逆案定谳和己巳京察的双重风口，成为整个朝堂最活跃、权柄最盛的部门。
它本身就是逆案的核心审定机构之一，现在留下的言官群体，又大多是天启年间被阉党打压排挤的清流、东林一脉，逆案翻案等于直接给他们松绑。
整个衙门不仅没受逆案冲击，反而趁势扩张权柄。
十三道御史、六科给事中全员出动，从京城到外省，从内阁到地方有司，处处都有监察弹劾的身影。
首要之事就是核逆案履历。
对照二百六十二人名单，逐一核查在京、在外官员的附阉事迹，定处分等级，追夺诰命。
而己巳京察，已经把“是否附阉”作为考察第一标准，远超传统的“八法”。
钦定逆案正式颁行，正好撞上京察三月的拾遗环节。拾遗乃是京察的补充程序，言官可弹劾漏网官员，风闻即可奏事，无需实据。
而借逆案余威，言官拾遗追劾，四处攀扯。
首先便是追劾各省布政使、知府等地方官，要求将当年附阉者一体革职。
还日日施压吏部，弹劾其“举荐逆党”“考察失当”，要求重核名单、追加处分。
部分言官挟私攻讦，把政见不合的官员也扣上“逆党余孽”的帽子弹劾。
山西道御史黄宗昌与礼部右侍郎周延儒，早年在山东任上便因地方事务结怨，素有政见嫌隙。
黄宗昌便借着逆案清算的势头，弹劾周延儒私下亵言谩上、行止不端。用词尖刻，通篇罗列传闻琐事，全无实证，却刻意把话题往“媚珰习气”上引，试图把周延儒打成逆党漏网之鱼。
幸好，此前周延儒因锦州兵饷一议深得皇上赏识，此次虽被下旨切责“言语轻亵”，但并未处分。
而原蓟辽督师王之臣就没这么好运。
王之臣本身并未入逆案，却因和袁崇焕在辽东战守方略对立，得罪了袁崇焕的支持者——河南道御史蒋允仪。
蒋允仪借京察纠劾边臣的名义，以风闻其在边贪墨、徇私庇阉为由上疏，将其与阉党边将绑定，要求按逆党例革职追夺。
虽查无实据，但王之臣仍被勒令致仕回乡。
除了在逆案里打转的，更有混水摸鱼，想用“结党”之名，借机报复的。
中书舍人原抱奇此前求升官职，被左都御史曹于汴以“资历不足”驳回，由此怀恨在心。
逆案颁布后，他借朝野清算阉党之风，突然上疏弹劾首辅韩爌、曹于汴、户部尚书毕自严等五位山西籍高官，指为“西党”。
称他们结党包庇逆党、把持察典，要求一并罢黜抄家。
通篇奏疏全是风闻揣测，无一字实据。
朱由检驳回其奏，不予采信，但也并未依照此前自己颁布的不许风闻奏事之旨意，给予惩戒。
一时之间，朝中互相弹劾攻讦、无限株连如风吹火势，愈演愈烈。
消息传到地方，各省府县官员人人自危。
天启年间但凡有过建生祠、上颂表，与阉党官员往来的官员，纷纷主动上疏自劾、弃官跑路。
甚至不待批复，直接挂印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