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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朝堂上正是乱战之际，各种互相弹劾对方结党乱政，公报私仇都夹带在奏疏中。
互相攻讦，以至于正事无人处理。
就连前首辅叶向高已经死了消息传到京中，也没人有空讨论加封之事。
众官员正忙着筹谋将来。
此时，把东林定为邪党也就两年多时间，朝廷虽然已无东林名号，但是亲朋故友还是有不少。
这番新帝主动把魏忠贤除去，这些人便看到了希望，纷纷开始为东林洗白。
刚刚被平反昭雪，任命大理寺卿的惠世扬就上疏，解除党禁伐异。
应当纠正这种借着禁止官员结党营私的名义，打压异己的陷害行为。
特别举例，东林的高攀龙、刘宗周等这些官员就是因为党禁，才身死的。
但是面对这种论调，反驳的也是最多的。
东林去势不久，当年“众正盈朝”之事，百官还是历历在目。
东林比阉党也没好多少。
更多人是想着把东林和阉党一并拖下水，好让他们都不再重返朝堂。
而原来的阉党也混入其中，想要洗脱自己阉党的身份。
杨维垣便是后一种人。阮大铖的信送到他手中，看到《七年合算疏》更是兴奋不已。
他提笔改了疏中的几处措辞，次日便递了进去。
这封奏疏在通政司与司礼监之间转了一圈，到了崇祯案头，便留中不发。
这也是一种态度，而这份态度被朝中许多人看在了眼里。
此后几日，附和杨维垣的奏疏陆续递了上来，都在强调天启七年“前后各有其弊“，不可只清算一边。
这些言论恰好迎合了大部分官员的心思。
在天启朝也不曾依附魏忠贤，之前也不被东林接纳的官员，对清算了阉党又要振兴东林的言论本就不安，如今有人为他们找到了一套说辞，自然乐于跟从。
而提出此议论的阮大铖，立即被起复，授职光禄寺卿。
而内阁那边，黄立极的首辅之位已经坐不住了。
自十一月中旬开始他便又上了两次致仕疏，崇祯都没有批。
到了十一月末，他又上了一封，措辞比前两次更为恳切，说自己精力日衰，恳请归养。
这一次崇祯终于同意放归。
只是首辅致仕的加官恩典，驰驿还乡，赐敕褒奖，荫及子孙等一律没有。
十一月三十日，黄立极正式解了内阁首辅的银印，悄无声息地离开了京城。
接任的是施凤来。
内阁首辅终于被斗了下去，朝堂上的争论却丝毫未减。
施凤来上任，光是整理各处递来的文书就费尽了工夫，而通政司每日送入内阁的奏疏依旧堆积如山，内阁却只有三个人轮转票拟。
只因如今的皇上比天启帝“勤劳”太多了，事无巨细，什么奏疏都要拿个章程出来。
如今新旧交替，加上朝中争论不休，通政司每日抄送的奏疏达两百左右，但是其中绝大部分所言并无意义。
关键只在其中十之一二。
而原本承担着“消化，精简”这些无用奏疏功能的是司礼监。
司礼监一个重大作用就是把这些繁杂到数千字的奏疏精简概括至上百字的贴黄，好让皇帝快速决定是否留中，或者下发内阁票拟意见。
而之前魏忠贤手中，更是把许多“不重要”的奏疏给拦了下去。
可新帝如今极端不信任司礼监。
之前安排了一个徐应元，也因魏忠贤缘故，裁撤了。
现在司礼监只是一个搬运奏疏的地方，从而导致全部奏疏都流到御案。
新帝即位，如今奏疏大部分在看过之后丢入了内阁，让三个老人苦不堪言。
崇祯自己更是每日坐在文华殿中，从清晨看奏疏看到掌灯时分，连午膳都在案前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