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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山镇上为了猫冬忙得脚不沾地的时候，很少有人知道，就在几十公里之外，嘉城市郊的一处高墙大院里，一场改朝换代的权力交接，也刚刚落下帷幕。
那是一座看守所。
灰白色的高墙足有五六米高，墙头上拉着一圈一圈的铁丝网，电网的绝缘子一字排开，四座岗楼像四根钉子，钉在大院的四角。厚重的铁门常年紧闭，从外面看，像一座沉默的堡垒；从里面看，则是一口深不见底的井。
事实上，早在丧尸刚刚爆发、外头乱成一锅粥的时候，就有人盯上了这个地方。
那时候，赵国栋还活着，就想着能够得到看守所的庇护，这里有高墙、电网、枪械、存粮，一样不缺，只要大门一关，外头就是来了千军万马也别想轻易攻进去，简直是末世里的铁桶江山。
赵国栋当时非常心动，想跟看守所的人搭上线，谈一谈两家合伙、互为犄角的事儿。他当时想得挺美：人家有墙有枪，自己有人有地方，凑到一块儿，这一片就稳了。
可他万万没想到，看守所那边，连个磕巴都没打，直接就给回绝了，话里话外透着一股居高临下的冷淡。我们这儿好端端的，不缺人，不缺粮，就不劳外面的人操心了，而且大家不是一个体系，不要往一起凑，他们要等上级领导的命令才行。
吃了个闭门羹的赵国栋，当时还在电话里骂了两句娘。可他到死都不知道，那座高墙里头，究竟发生了什么，而那个看守所也远没有他想的那么好。
事情，还得从疫情爆发的那个夜里说起。
那天晚上，看守所的值班领导，是副所长吴长顺。
吴长顺四十七八岁，个子不高，微微发福，一张圆脸平日里总是笑眯眯的，见谁都客客气气，在所里熬了大半辈子，副所长的位子上一坐就是好几年，眼看着再熬几年就能平平安安退下去。谁也没料到，一场天翻地覆的变故，偏偏就砸在了他值班的这个晚上。
后半夜，监区里突然乱了。
先是某个监舍传出凄厉的惨叫，接着是疯狂的砸门声、嘶吼声，一声接着一声，在寂静的夜里渗人得慌。值班的管教提着警棍跑过去一看，监舍里头，一个在押人员正趴在另一个人身上，满嘴是血，抬起头来，那双眼睛已经没了人样，青白、浑浊，只剩下野兽一样的凶光。
“咬人了！他妈咬人了——！”
恐慌像瘟疫一样在监区里蔓延。更要命的是，混乱当中，外头送医、提审带进来的病毒，也在管教队伍里炸开了。一个白天还在一起抽烟的老管教，毫无征兆地倒在走廊上抽搐，再爬起来时，冲着自己的同事就扑了过去。
那一夜，看守所里惨叫声、枪声、警报声，响成了一片。
好在，管教手里有枪。
短暂的崩溃之后，吴长顺凭着一股子求生的狠劲，把还没变异、还听得懂人话的十几个管教聚拢到了一起，锁死通道，占据了值班室和枪械库。那些变异了的同事、在押人员，一旦冲到近前，迎接他们的就是黑洞洞的枪口。
一个，一个，又一个。
枪声断断续续响了一夜，等到天蒙蒙亮的时候，监区里终于重新安静了下来。吴长顺靠着墙瘫坐在地上，警服上溅满了黑红色的血，手里的枪还在抖，可他的眼睛，却在晨曦里一点一点地亮了起来。
他活下来了。而且，是他，带着人，稳住了这座看守所。
那一夜的光景，活下来的管教后来许久都不敢回想。一个刚参加工作没多久的年轻管教，被逼着朝变异的老同事开了枪，人一倒，他自己先蹲在墙根哇哇地吐，吐到胆汁都出来了，哭得像个孩子。吴长顺那会儿却显出了几分临危的镇定，他扯着嗓子下令，关死了所有能关的门，把没变异的人一拨拨收拢到一起，又让人爬上岗楼、守住枪械库，谁敢往跟前扑，不管曾经是同事还是犯人，一律开枪。
天快亮时，他让人点了一遍名：头天晚上在岗的七十来号管教，变异的、被咬的、慌乱中走散的，折了一小半；剩下的，一个个眼睛通红、面无人色，自发地围拢到了他这个值班的副所长身边。
那一刻，吴长顺成了这座看守所里，唯一一个能拿主意的人。
接下来的日子，吴长顺和幸存的管教们，花了一段时间，才算把这座大院彻底梳理利索。
监舍那头的情况，其实比他们想的要简单。
所有的在押人员，都关在一间间铁笼子一样的监舍里。哪间监舍里出现了变异，往往就是一屋子人谁也跑不掉，嘶吼着、撕咬着，最后整间监舍齐刷刷地变成了丧尸。
对这样的监舍，吴长顺的处置办法简单到了极点——直接放弃。
铁门锁着，丧尸在里头撞得哐哐作响，可它们不会开锁，也没有工具，撞累了就漫无目的地在狭小的监舍里打转，根本出不来，对外面构不成半点儿威胁。吴长顺让人在这些监舍的门上，挨个用红漆画了个叉，远远绕着走，就当里头关的是一屋子猪狗。
真正难熬的，是那些没有出现丧尸的监舍。
铁门一关，里头的犯人就与世隔绝了。他们不知道外面发生了什么，只听见走廊深处此起彼伏的惨叫、枪声和那些不像人声的嘶吼，听得头皮发麻、魂飞魄散。有人拍门喊冤，有人哭爹喊娘，有人把耳朵贴在门上听了一宿，听到的全是让他们毛骨悚然的动静。
头两三天，压根没有人来送饭。
管教们自顾不暇，谁还想得起这些犯人？每个监舍里，几十号犯人饿得天昏地暗，肚子绞着疼，嗓子眼干得冒烟，唯一能指望的，就是监舍墙角那个还没断水的自来水龙头。一群人排着队，对着嘴灌一肚子凉水，灌个水饱，倒头接着饿。
想逃？更是痴心妄想。拇指粗的钢筋焊成的栅栏，厚重的铁门，外头还有持枪的管教，他们就是把脑袋撞碎了，也撞不开一条缝。
黑暗里，什么牛鬼蛇神都现了原形。有人抱着头缩在墙角，嘴里翻来覆去地念叨家里的老婆孩子；有人不信邪，半夜里去掰那钢筋，手指头掰得血肉模糊，栅栏纹丝不动，最后瘫在地上嘿嘿地傻笑，笑完了又哭；还有一个年纪轻轻的盗窃犯，吓得尿了裤子，整宿整宿地睁着眼，一听见隔壁监舍传来撞门声，就把脑袋往马桶边上扎。监舍里一个蹲过十几年大牢的老犯，反倒沉得住气，盘坐在铺上，只反复念叨一句：“都别慌，只要门不开、没人进来，咱们就死不了——饿几天，饿不死人。”
头两天，还有人变着法地拍门、喊冤、叫骂，到了第三天，骂声也没了，一个个饿得前胸贴后背，跟抽了筋的虾米似的瘫在铺上，只剩下喘气的力气，耳朵却竖得比兔子还尖，死死盯着走廊里的任何一点动静。
一直饿到第三天头上，就在这帮人饿得眼冒金星、觉得自己要活活饿死在号子里的时候，走廊里终于传来了推车的声音。
幸存的管教，给他们送吃的来了。
那玩意儿，说是饭，都抬举它了——不知道用什么米、烂菜叶混在一口大锅里熬出来的糊糊，一股馊味，稀得能照见人影，搁在以前，连猪都未必肯吃。
可监舍门一开，这帮饿了三天的犯人，什么体面、什么尊严，统统顾不上了，一窝蜂扑上去，抢得跟疯了一样，洒在地上的都要用手抠起来塞进嘴里。能多吃一口是一口，至于这东西干不干净、像不像猪食，没人在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