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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婉清把教案本翻开，里头夹着三张纸。一张是还款记录，纸面发黄，边角卷起，上面用蓝黑墨水写着几行字，笔画细而匀，末尾有何雨柱的签名和指印。另一张是门缝里的第一张纸条，纸片只有巴掌大，是从作业本上撕下来的，边缘毛糙，上面用铅笔写了六个字：加工点，别多嘴。第三张是第二张纸条，更小，撕的是报纸边角，背面有半截铅字标题，正面写着：账本的事，到此为止。
她把三张纸并排放在桌上，桌面是旧榆木的，中间有道裂缝，裂缝里嵌着陈年的灰。窗外的光从苏婉清背后照进来，纸面上的铅笔字泛着一点银灰的反光。她用手指把第一张纸条的卷角按平，指腹在纸面上停了一下，又收回来。
“还款记录能证明账平了，”她说，声音不高，像怕被墙听见，“两张纸条能证明易中海在施压。但这两样加在一起，只能证明他有动机，不能证明他动了手。”
陈启明坐在桌对面的板凳上，板凳腿有一根短了半截，底下垫着块碎砖头。他身子往前倾，胳膊肘支在膝盖上，两只手交叉握着，指关节因为用力而发白。他盯着那三张纸看了几秒，目光从还款记录移到第二张纸条上那个“账本”的“账”字，最后一笔拖得很长，像写字的人犹豫过。
“他动了手，”陈启明说，“旧账本上的涂改就是证据。”
苏婉清把教案本合上，又翻开，手指捏着纸页边缘。她没看陈启明，眼睛落在桌角那盏煤油灯上。灯罩上有一道裂纹，用细铁丝箍着，铁丝接头拧成一个小疙瘩，疙瘩上沾着黑灰。
“涂改可以解释成笔误，”她说，“周干事也说了，易中海干了二十多年钳工，手上误差不会超过一丝。但笔误这种事，说不清。”
“那就让他自己说清。”
苏婉清抬起头。她的眼睛很亮，眼白上有一根细细的血丝，从眼角往瞳孔方向延伸，像瓷器上的暗纹。她看着陈启明，没接话，手指还捏着教案本的纸页，纸页被捏出一道弧形的折痕。
“什么意思？”她问。
陈启明松开交叉的手，右手伸进裤兜，摸出半截铅笔头。铅笔头很短，笔杆上全是牙印，是他想事情时咬的。他把铅笔头放在桌上，滚了一下，停在还款记录旁边。
“周干事让他回去等通知，”陈启明说，“他等不住。他一辈子在院里说一不二，现在账本被人翻出来，加工点用菜的事又被周干事压着。他等不住，一定会再动手。他一动手，就说不清了。”
苏婉清沉默了一会儿。窗外的风从窗纸破口挤进来，吹得煤油灯的火苗歪了一下，灯焰缩成一条细线，又慢慢鼓起来。她把三张纸重新收拢，按原来的折痕叠好，夹回教案本里。教案本的封皮是牛皮纸的，边角磨得起了毛，她用掌心把封皮抚平，合上本子，手指按在封面上停了一拍。
“那我们就等他动手。”她说。
陈启明站起来，板凳腿在砖地上蹭了一下，碎砖头滑了半寸。他弯腰把砖头踢回原位，直起身时，苏婉清已经把教案本放进了抽屉。抽屉是铁皮的，拉手松了，关的时候要用膝盖顶一下才严实。她顶了一下，铁皮发出一声闷响，抽屉合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