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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乾，我问你一句。你替我答。”他说，“那件事，我该不该说。”
“哪件事。”
“我答应过不说的人。”他盯着自己的手，“他活着，在香港，那十几行的复核是他签的。现在他们要找他了——那两个人，摸到元州街了，冲那间旧档去的。我瞒了十五年，瞒到今天，瞒不下去了。说出去，他得上证人席，内地协查有他的名字，一露头，谁都不敢保他周全。不说——他们今晚就能摸到他门口。你说，说，还是不说。”
我正要开口，他的手机响了。他看了一眼号码，接起来，听了几句，脸色慢慢变了。
“长洲出事了。”他挂掉电话，声音沉下去，“方德海不见了。铺子关了，人没交代去处。码头的人说，三天前还见他在铺里晒虾干。”
我去过长洲，见过他的铺子。他改姓，开铺，绝口不提当年。他说过，回去怕连累人——所以他躲着。躲了这么多年，还是被找到了。
我翻开第二本账。第一行写着：方德海，长洲，活着。
那是这册账上，我查清的第一个人。
今晚，“活着”两个字，悬空了。
后厨门口，素梅不知什么时候站在那儿，手里还攥着那条晒姜的麻绳，指节白得发青。
“下一个就是我。”她说。声音很平，平得像在念一行旧账。
账房里安静下来。关守义先开口：“今晚你别回旧楼。”
素梅没答他，看着我：“师父呢。”
“他在旧档里。”我说，“那辆车，就停在对街。”
她闭了闭眼：“他说过，算到他那行，他不躲了。”
“那行，到了。”我说。
她没再说话，把手里的麻绳一圈一圈绕紧，又松开。
关守义看了她很久，说：“明天，我来接你。去见你师父。”
素梅的指节松了松。
我重新看关守义。他还坐在那儿，等那个答案。
“你瞒了十五年，瞒的是同一件事——等他出来。”我说，“今天他把章给了我。他说，算到他那行，他不躲了。他已经出来了。你说不说，他都站在灯底下了。该不该说，你不用问我。他出来以后，你站哪边——那才是你要答的。”
关守义过了一会儿才开口：“那我站哪边。”
“你十五年前就站了。”我说，“你只是今天才知道。”
他看着我，没再问。他站起来，把那页口供又翻回去，面朝上，看了很久，然后走了。
夜里，我去了元州街。
雨还没下，闷。旧档对街那辆车还停着，引擎没熄，车里两团黑影，从早上到现在，坐姿没变过。
素梅说过，别一个人去。我没进去。我站在旧档卷帘门外的暗处，只看一眼——看他在不在。
档里深处，一点灯，透过墙上那道旧缝漏出来。薄薄的帘子后面，有一个影子。
影子动了一下。帘子掀起一角，又落下。
然后，帘子整个拉上了。
他在告诉我：别进来。别让他们看见，我跟你是一条线。
我站了一会儿。风起来了，远处的铁皮招牌响了一声。
回到九龙春，雨已经落下来了。账房的灯亮着。我还没坐稳，手机亮了。
程督察的短信：三天内给我答复。不然我按你的账来查。白纸黑字。
我盯着那行字。按你的账来查——他没说是哪本账。窗外，第一颗雨点砸在玻璃上，一颗，又一颗，密起来。
后来我回望这一夜，才看清那条短信和那辆没熄火的车，是同一把钳子的两头——一头夹着法律，一头夹着人命。我站在中间，手里只有一本账。
我没有回那条短信。我把手机扣在桌上，翻开第二本账，在“方德海，长洲，活着”那一行旁边，用铅笔轻轻点了一个点。
雨声密起来。后厨传来老萧拉铁皮罩的声音，哐当一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