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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见过那支笔了？
见过。册子上复核的笔迹，力透纸背。
那是我师父的手。素梅说，我签的每一笔，旁边那支笔都复核过。他复核别人的账，从不多落一笔——只有那十几行，他每一笔都落得重。重，是因为他知道，每一笔底下是一个人。
她把纸包放在我手心里，按着它，没有立刻给：
人抵数，账面上是送去做工抵债。可你查过那十几行了——那批人里，有一半是自愿顶数的。自愿的人，为什么还要被送走？
我没答。她也没等我答。
因为送走，有两本账。她说，账面上那本，是做工抵债。账底下，还有一本——保护性送走。自愿顶数的人，连带家属，注销身份，送离香港，让他们从所有名单上消失。从恒昌的册上消失，也从旧势力的追杀名单上消失。
留在香港的，是活靶子。她说，送走的，是活人——只是谁也不知道他在哪。
雨声密了一些。素梅的声音隔着雨，显得很平：
这差事，本来轮不到他。旧势力要他们的人来签——签了，人就算销了账，可以拿去抵，拿去还。我师父把差事求了过来，求了十五年。他求过来，自己签——他签，才有他那一套送法。他要是放手……她顿住，那批人就不是送走了，是没了。
他有没有一次，不想签的？我问。
素梅把纸包放进我手里，很久没有作声。雨打在檐外的姜片上，一点一点响。
她说，那批人里，有他自己送不走的人。
她没说名字。我也没问。那排新晒的姜片，切口还润着，被雨打湿了。
我走的那天，他送我到码头。素梅说，我上船，他站在岸上，从头到尾没说一个字。后来我才知道，那天他送的不是我——是他自己。他把能送走的人都送走了，最后轮到自己，他把自己也从册上划掉了。
他让我带句话给你。她说，他说，躲到头了。剩下的，就看你了。
雨夜的九龙春，后厨的蒸汽比平时重。老萧在灶台边擦碗，我把章放在案板上，油灯的光照过去，印面的半边字更旧了。
他看了一眼，没停手：财叔拿来的那枚。你带着它走了一天了。
你认得他？
恒昌旧账房总管。老萧说，退下来十五年，没入过江湖。我在这灶台后头煮了二十年姜撞奶——他还在恒昌的时候，每月十五，收数的来提姜，顺带提走一罐无糖的，账上不记，专给他一个人做。他喝姜撞奶不放糖。
为什么是他。我说。
因为他是管数的。老萧把碗放回架子上，管数的，嘴要严，心要稳。恒昌那本账，最后落在他手里——他不签，没人敢签；他签了，没人敢问。他退下来那天，把自己从册上划掉，等于替那批人把门关上了。财叔替他办事，是因为财叔认得路，认得人，知道他在哪，也知道他不能出来。
他一露面，旧势力顺着他，就能找到那批人。老萧说，他躲了十五年，是把那批人藏了十五年。
他怕什么。我说。
他怕他自己。老萧回头看了我一眼，他怕自己哪天撑不住，一露面，十五年白藏。素梅让你别一个人去，你听她的——他是让你去接他的账。接过来，他才能从躲了十五年的地方，走出来。
风从后门灌进来，雨斜着飘进门槛。允儿不知道什么时候站在后厨门口，手里端着一碗姜撞奶，放在案板边上，没看那枚章，只看了我一眼：
后天，我送你到巷口。我不进去。
素梅跟我进去。我说。
那我就在巷口等。她把碗往前推了推，喝完再走。
夜深了，雨没停。
我坐在账房里，把那个磨圆了角的纸包摊开。纸很小，叠了四折，展开来也不过巴掌大。不是字——是一列名字，铅笔画的，笔画匀，力道稳，像记账的人画线。前几行划了线，铅笔划的，干净利落；最后一行，空着。
旁边一枚旧朱砂印。我掏出那枚章，按上去，严丝合缝——这枚印，是用他手里这枚章盖的，盖在印面还没磨掉之前。
纸角一行老练的小字，比那一列名字更小：
那十几行，一半是我签的。另一半，在别人手里。你算到我这行之前——先想清楚，要不要连那半支笔一起算。
我把纸折好，收进软皮本。窗外的雨打在铁皮招牌上，一声一声，急。
他等我三天。今天是第一天，还剩两天。
灯底下，我忽然想起关守义查车牌供出的那个名字——邝世荣。深圳那家注销公司的股东，十五年前恒昌旧档里见过的名字，素梅经手线上一层的名字。
那半支笔，是不是就是那双没露过面的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