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允记糖水打烊以后，我把素梅那份名单摊在柜台灯底下。纸是誊账用的栏线纸，素梅的字一笔一划，刻进去的。陈国雄那一行排在中间，行边一行小字：找，未果。
允儿在灶台边擦碗，背对着我：你打算什么时候告诉她。
等她问。
碗碰碗的声音在夜里格外响。她停了一下：她每天都在问。她跟我说，她不敢问——怕问了，两行就都死了。
我合上名单。陈秀英住进后厨楼上这些天，只问过我一次她爸的事，就一次。她说，我不急，你先算。可我每天上楼送饭，都看见她坐在窗边，手里捏着那半张凭条，指腹一遍一遍摩那条折痕，像要把纸摸出字来。
她爸那行，有下落了。我说。
允儿转过身来，擦碗布搭在肩上，看着我。
我认识的人里，见过他回来的，有四个。方德海在长洲码头，风把他的海味铺招牌吹得直晃，他说：她爸回来过一次，找她妈，没找到。恒爷在茶室，茶已经凉了，他说：他回来过，站在元州街对面看了很久，没进去——那是恒爷划掉他那一行的前一天。徐伯说：他来档里坐了一个钟头，翻的是她那一页，走的时候什么也没留。素梅在旧楼底下，巷口晒着姜，她说：他走之前说，她妈多半回了香港，他要去香港找她。
四个人的话拼在一起，拼成一个方向一致的故事：允家的账清在十月初三。账清之后，霜降前后，他回来过一次。他先去了长洲，问方德海她妈的下落；又去见素梅，还是问同一句话；最后他站在元州街对面，隔着一条街看那扇档门，看了很久，没进去。恒爷说，他第二天就把那一行划了。
他没找到她妈。他又走了。
允儿听完，没接话，把擦碗布叠好，挂回灶台边：他回来，是来找人的。
嗯。不是取凭条的。
那他要是知道她妈在哪，会不会就不走了。
他不知道。他找了一路，没找到。
允儿想了想：方德海不是说，她妈没走远吗。
方德海说的是她妈没走远——那是好些年前的事了。她妈当年跟着你爸去内地，住过几年，后来走了。走去了哪，方德海也不知道。我停了一下，素梅说，他走之前说，他猜她妈回了香港。他来香港找她——没找到，又走了。
允儿没再问。她擦完最后一个碗，把碗摞进橱柜，关柜门的时候手停了一下：那他回香港那几天，都去过哪。
问人。长洲、旧楼、元州街。我说到这儿，自己也顿住了。元州街。那扇档门，他没进去——可那本经手版，就在那扇门后头。
那天夜里，我回到九龙春，把经手版翻到陈何氏那一行。备注栏两个字：未明。纸页发黄，墨是当年的，一笔一划填得工整——工整得怕人看出她是谁。
我把台灯压低了，凑近了照。备注栏底下，纸面上有一道几乎看不见的凹痕——铅笔擦过留下的压痕，橡皮擦得干净，只剩下笔尖压进纸里的那点力道，在斜光底下显出一个轮廓：一个字的起笔，横折，撇下来，收住——是「回」字的上半。
我拿指腹按了按那道压痕，又翻回前头陈国雄那一行。旁注两个字：自顶。那是他的笔，我认得那笔压——落笔重，收笔轻，账房的人写字都这样，怕写错，又怕写不出。两道压痕并排，一样的力道。
他回来过。他翻到她那一行，想写点什么，写了半个字，又擦掉了。
擦得干净。可笔尖压进纸里的那道力，擦不掉。
我想起徐伯说过的话——他那次来档里，坐了一个钟头，翻的是她那一页。徐伯问他要不要留个话，他说：不留了，留了，人家就知道我来过。徐伯还说，他走的时候还回来一支铅笔，笔尖是圆的，像写过字，又用橡皮擦干净了。
我盯着那半个「回」字。他想写的大概是「回来」，或者「回香港」——或者只是一个「回」字，写在她名字底下，隔了这些年，告诉她一声：我回来过了。写完又擦掉了。留字就是留痕迹，她不要人登记，备注写着未明，是她的意思。他不能替她把痕迹留下来。
后半夜，老萧端着一碗汤进账房，看见我对着经手版出神，没问，把碗放在桌角：凉了就不好喝了。
我问他：萧叔，五年前，有没有人来找过账房。
他盛汤的手顿了一下。灶台的灯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长，他想了想：有个女人。北方口音，站后门，问我，这里有没有一个算得清账的人。我说我就是个做饭的。她站了一会儿，走了。
她长什么样。
四十来岁，瘦，挎一个布包，头发别得整齐。老萧把碗往我面前推了推，她问我话的时候，眼睛不看我，看后厨那扇门——好像那门后头有她想找的东西。她走的时候，我看着她过马路，往元州街那个方向去了。我寻思着，这人问账房，问的不是账房，是账。
后来呢。
后来她没再来过。我灶上事多，就忘了。老萧看着我，你这一问，我想起来了——她走的时候，我瞧着她的背影，觉得眼熟，没想起来。这会儿你说起她爸她妈，我才对上号。是她。是她回来了。
第二天一早，我去上海街。凉茶铺刚开门，老板在门口涮碗，水声哗啦的。我问他，记不记得五年前一个北方口音的女人。
他想了一会儿，把碗在桶沿上磕了磕：记得。她来问，这里有没有一个算得清账的人。我说，算账的在九龙春，这条街没有。她没喝茶，站了一会儿，走了。
她问过几次。
两次。头一次问我，隔了几天又来，还是那句。我说九龙春，她也没去，就往回走了。后来再没见过。老板顿了顿，抬眼打量我，怎么了，那女人出事了？
我说：没有。她是我一个朋友的妈。
老板噢了一声，没再问，低头涮碗，水声又哗啦起来。
我走出凉茶铺，站在上海街的日头底下，忽然想起陈秀英走进九龙春那天的样子——那晚她站在门口，伞尖滴水，问：这里有没有一个算得清账的人。一模一样的一句话。她妈五年前问过，她三个月前又问了一遍。
母女俩问的是同一句话，找的是同一个东西：一个能把账算清的人。她妈没等到，走了；她等到了，坐进了账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