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霜降过去大半个月，元州街的风里已经有晒陈皮和铁锈的味道。巷口停着一辆黑色商务车，引擎熄着，车窗压着膜，看不见里头坐了几个人。坐法，是老熟人。
旧档的卷闸拉到一半，门缝漏出一线灰白的光。往常这时候，徐伯都在柜台后面擦老花镜，等我翻那几册没人动过的账。今天他站在门口，手拢在袖子里，站了一会儿了。
他看见我，没出声，偏了偏头，让我先进去。
档里比外头冷。铁皮柜一排排立着，灰在光柱里浮。徐伯把卷闸拉到底，铁皮响在空档里滚了两圈，才落下去。
那张纸，是你压的。我说。
压在阿英照片底下。
她那儿，只有你会上去。他绕过柜台，从抽屉里捧出一样东西，报纸裹着，搁在台面上，递到别人手里的信，不牢靠。压在她那儿，只有你能看见。
我看了看那包东西，没接：是什么？
素梅的。
两个字，他念得轻，怕这两个字被人听去。我等了一会儿，他没往下说，只把报纸包往我面前推了推。
她说，东西只给一个人。拿着她的名字来问的人，才给。
允儿昨夜说，去元州街，跟她讲一声。我应了。今天还是一个人来。素梅的条件里写着，拿名字来问的人，才给——名字只有两个字，多一张脸，就多一分让人记住的。
我看着徐伯：素梅。
他没接话，看了我一阵，那只手搁在台面上不动，在掂我这两个字的分量。半晌，他问：这个名字，你从哪儿得的？
长洲。方德海，他铺子里那张码头合照。
他没躲你？
他先躲的。后来他认出阿英——陈国雄的女儿，他认得她小时候的脸。
徐伯的手在台面上动了一下。他摘下老花镜，用衣角擦了擦，又戴上，动作慢，给自己留出想事情的工夫。
陈国雄的女儿，回来了。
在九龙春，后厨楼上。
她妈妈呢？
还没消息。
他没再问。他转身，从柜台底下的铁皮柜里取出另一样东西，和那包报纸摞在一起——一个靛蓝的布包，四角扎紧，麻绳系着死扣。
信，和她的记录。他说，她托我转交。拿着她的名字来问的人，才给——你来了，东西就是你的。
布包很轻，捧在手里却压手。我解开麻绳，一股晒姜和干货的味儿浮上来，混着旧纸的潮气。是那种自己晒、自己腌、开过很多年小铺的人身上的味道。
里面的纸折得齐整，一沓，誊账的小字，一笔一划，像刻的。
我翻开第一张。
方德海。长洲，海味铺，活着。不想被找到。他铺子里的墨鱼干晒得好，我去买过两回，他没认出我。我没敢认他。
第二张。
元朗，卖鱼的，四十来岁，改了名，活得挺好。绝口不提当年。他看见我，绕开走了。挺好。
第三张，名字被划了一道，旁边一行小字：内地，改名，不敢回。他说，账没清，回去也是连累人。
第四张只有一行：去年没了，病。走的时候，没人送。
再往后几行，只写了地名，没有名字——听来的去处，没对过。
最末一张纸，字更小，挤在底边，写完又斟酌着补的：
对不上的，我不敢写。我怕记错一句，害人走错路。
我把纸放回去，合上布包。徐伯坐在柜台后头，没看我，看窗外那一线灰白的光。
她人没回来。他说，东西是半个月前托人带过来的。她还在内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