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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晚，那辆车换了。
前两晚停的是灰色丰田，司机一个人，三十来岁，手搭在方向盘上，车窗开半指宽的缝。引擎不熄。连大排档收档、街灯暗到第三盏，他都不熄——熄了要点火，点火有声，声会惊着人。这是盯梢的坐法：椅背往后调，人坐得低，不靠着，随时能走。
我在旅店街对面站了三个晚上，每晚送她回去，再在骑楼底下站一支烟的时间，看那辆车。
第三晚，丰田走了，换了一辆黑色商务车，停在同一个位置，车头朝向都一样。驾驶座的男人换了，坐法没换。这坐法我认得——认得它的位置、它的时辰、它的车牌。老熟人，只认得坐姿，认不得脸。副驾多了一个人，低着头，手里捏着电话。
换班了。
我在心里把两辆车记下来：车牌、时间、坐法。九龙春的账房记数不记人，可我守过两年夜，车声、灯影、谁在巷口蹲了几个钟——这些比数牢。
第二天下午，我让陈秀英去邮局寄一封信。
信封是我写的，收件人是我自己，九龙春，里头一张白纸。她没问为什么，把信封夹在腋下就出了门。她这个人问得少。从内地来的人，在别人的地头上，先学会少问。
老萧去街市买姜，绕了条路，正好路过邮局那一段。他回来把姜放在案板上，说：跟上了。一个穿灰夹克的，隔着三十步，跟到邮局门口，没进去，在对面便利店门口站着，买了一瓶水。另一个留在车里。
我问：认不认得？
老萧说：生面孔。掏钱不用钱包，一叠票子从内袋抽出来——内地来的。虎口的茧厚，开车的。烟瘾大，抽的是红塔山，滤嘴短，烟丝黄，不是香港烟。他从兜里摸出一根烟头，搁在案板上。我认了一下，确实是内地的牌子。
我：他看见她寄信了？
老萧：看见了。他在门口站了站，进便利店又买了一包烟，出来的时候往邮局方向看了一眼，然后走回车里。
晚上，关守义的电话打过来。他查车牌比我料想的快：两地牌，挂深圳一家公司的名，那家公司两年前注销了。人住北河街一间旅馆，老板娘说交了三个月租，现金，内地口音，两个男人，一个三十五六，一个四十上下，穿戴干净，不像捞偏门的。老板娘多嘴问了一句找谁，矮那个说，找一个从内地回来的女人。
我问：不是你们的人？
关守义没有立刻答。他这个人，答得快的时候都是场面话，真要想着说的时候，反而安静。过了几秒，他说：程督察的车我都认得。这两个不是。永利的人，罗永昌在押，剩下的缩在恒爷后头，用不着从内地拉人。和顺堂，坤哥连台面都退下来了，阿秤在等——等的是账，不是人。
他顿了顿，又说：乾仔，那批人里，回来的人不止她一个。
我没接话。
挂电话之前，我多问了一句：三个月前，有人给陈秀英寄过一封信，没有落款，说账清了，回来看看。她看了信才回来的。这封信，你知不知道？
关守义说：我不知道。
他接着说：那你最好想清楚——他们找的，是她，还是写信的人。
电话挂断。我把车牌和旅馆的名字记进软皮本。不是程督察，不是永利，不是和顺堂。内地来的人，找一个回来的人。
我进陈秀英房间的时候，她正在叠衣服。东西不多，几件衫，一个布包，那半张凭条贴身收着，照片压在枕头底下。房间里一股樟脑和漂白水的味道。
我说：有人跟着你。昨晚，车换了。
她叠衣服的手没停：我知道。
我：你知道？
她：前两天晚上我拉窗帘看过，那辆车一直没走。今天出门我绕了条远路，它还是跟上了。
我：这里不能再住了。
她停下手，抬头看我：去哪？
我：九龙春。后厨楼上。
她看着我，没说话。她内地长大，也听过九龙春是什么地方——前厅吃饭，后厨做局，楼上住人。三层的房子，一层比一层深。
她说：添麻烦。
我说：你爸你妈的名字，在我册子上。账上的人，不住在被人翻过的旅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