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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呢。我问。
条件简单。他说，你偶尔，跟我说说九龙春的数。一句两句，不耽误你。账上的事，你心里比我清楚。我拿你，当个记性好的朋友。
我没答应，也没拒绝。我把那杯凉透的冻柠茶喝完，放下，站起来：程督察，茶不错。
他笑了：下回给你叫热奶茶。
我走出茶餐厅，天已经擦黑。路灯刚亮，昏黄一片，罩在警署门口的水泥地上。我走了几步，脚步慢下来。
关守义请我喝的是凉茶，程督察请我喝的是冻柠茶。一个苦，一个甜，都不是白请的。这世上没有白喝的茶。
举报信是永利递的。这个念头，是我一路走，一路拼出来的。
阿发。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他。五月里我在庙街收数，路过一间茶楼，二楼窗边坐着阿发，对面是阿秤，和顺堂的收数佬。当时我只当是收数的碰见欠数的，没往心里去——可他缓数那天，坐在九龙春前厅里，问了我一句：孟爷这回，是真病了吧。一个欠着钱的人，这么问，是想知道还有没有人罩得住账房。
可阿发的时间对不上。头一封举报信在四月廿前后，那阵子阿发跟账房没什么新瓜葛；永利呢，四月十四放款，四月二十递名片，五月底派评估会计上门看数，六月初抵押回执落章——举报信一封一封来，每一封都挨着永利跟九龙春打交道的节点。信里连抵押登记已办都知道。知道抵押的，除了账房，只有办抵押的人自己。
举报和那笔钱，谁先谁后，已经不重要。要紧的是：压是永利的，救也是永利的。它一边让O记盯着九龙春，一边把绳递到九龙春手里——九龙春喘不过气，就只能抓绳。抓着绳，店就是它的。
那阿发呢。我还没把他跟永利接上。一个欠九龙春钱的干货佬，跟永利能有什么关系——除非有人请他喝过那杯茶。
我走到警署门口，忽然站住。
台阶底下停着一辆车。车身黑，后窗贴着一张褪色的贴纸，右后轮的挡泥板补过一块漆。我认得这辆车——永利的车。三月十五夜，它停在九龙春巷口，引擎没熄；五月里，我又见过它一回，还是停在九龙春门口。守夜那阵子我学认车，认车跟认数一样，看准了就不会忘。
车门从里头推开，下来一个人，绕到另一边，拉开后座车门，站在那儿等。路灯底下，从警署侧门快步走出一个人，低着头，钻进后座。车门关上之前，那张脸在灯下偏了一下——阿发。
庙街干货铺的阿发。五月下旬坐在九龙春前厅里，等我给他算缓数的阿发。他没看见我。车门关上，引擎响了一声，车开走了。尾灯在路灯底下红了一下，拐过街角，没了。
我站在原地，风从巷口卷过来，一股汽车尾气的热味。
阿发。坤哥的茶。永利的车。
三样东西，在我脑子里咔一声，合上了。
请阿发喝茶的是阿秤——坤哥的人。坤哥跟永利有约：坤哥帮永利逼九龙春交数，永利分他庙街线。那杯茶是替谁请的，茶钱是谁付的，就都说得通了。阿发知道账房的样子：他的单，他的缓数，他的利，都在账房过手；他看过账房写字，叫得出两个字，却不知道账房的利不滚本、按日走。写那封信的人，字是学来的，行话用错——那是一个隔着墙，听人念过账的人。
阿发不是举报人。阿发是被买下来的耳朵。
永利买了他，让他把账房里的样子，一句一句，讲给写字的人听。
我站在路灯底下，后颈的汗被风一吹，凉得发紧。程督察要我的数，永利买阿发的耳朵，坤哥要账本，小马要人，关守义要去处。人人都在伸手，人人手里都有一张牌。只有我，替所有人记着数，手里一张自己的牌也没有。
我摸了摸贴身口袋。铜钥匙在最底下，上面压着软皮本——誊本里那页的页数，回执的数，总单的方向，坤哥和永利的分账，我都记在里头了。这些东西，我一直当是替孟爷收着的，当是账房顺手抄进来的。今晚我才知道，它们也可以是我的。
阿发是耳朵这件事，我不打算告诉任何人。连娜美也不说——她跟永利的车，我亲眼见过两回，我还不知道她坐在哪一边。
路灯底下，我的影子被拉得很长。那辆车的尾灯早看不见了。可我知道，那辆车还会再来——喂料的人，不会只喂一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