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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看了陈靖宇一眼，压低声音提醒了一句：“那些人见识过正儿八经的军工生产，对咱们的土制玩意儿不一定看得上眼。”
陈靖宇没有接话，低头喝了一口粥。
第二天上午，他被上级领导叫去谈了一次话。
谈话在军工局的一间办公室里进行，领导坐在桌后，面前放着一杯水，语气不急不慢，但每一句话都说得清楚明白。
“这次演示，既要让美国人看到我们在极端困难条件下的创新能力，争取到机床和TNT炸药的援助。但同时，发射药配比不能全盘托出，引信结构也不能透底。这是底线。”
陈靖宇坐在对面的长凳上，听完之后点了点头，没有说话。
当天晚上，他在煤油灯下铺开几张草纸，开始用英文写解说稿。
他写得很慢，一个词一个词地斟酌。
写到膛压和抛射角的计算关系时，他停了好几次，用铅笔在纸边画了一个发射筒的剖面示意图，然后在这个图的旁边用英文标注了关键参数。
有些句子的语法他拿不准，就换一种更简单的表达方式重新写一遍。
草纸上的字迹潦草，反复涂改的地方很多，好几处被橡皮擦得起了毛。
忙到后半夜，通信员给他送来一张折叠好的纸条。
他展开纸条，里面夹着一张更小的纸片，从电报上抄录下来的，字迹工整，是赵刚的口吻。
整张纸只有四个字：“不卑不亢。”
陈靖宇看完那四个字，把纸条揉成一团，丢进了煤油灯的火苗里。
纸条在火焰中卷曲、发黑、化成灰烬。
他重新拿起那支铅笔，铺开那张写了一半的解说稿，在旁边空白处加了一行内容，然后放下铅笔，深吸了一口气，用手指揉了揉太阳穴，把煤油灯捻亮了一些，继续往下写。
美军观察组抵达延安的第二天，试炮场设在东郊一片开阔的河滩地上。
陈靖宇天没亮就起来了。
他把那套洗得发白的灰布军装穿好，领口的扣子扣到最上面一颗，用湿布擦了擦脸上的灰，又把军帽正了正，走出招待所大门。
河滩上已经站了几十个人。
军工局的领导、翻译、几个警卫员，还有七八个穿美军制服的观察组成员。
那些人站在河滩边上，有的在低声交谈，有的在用手里的望远镜扫视周围的风景，表情轻松。
其中一个戴着少校领章的高个子，后来陈靖宇知道那人姓史密斯，靠着吉普车的引擎盖，双手抱在胸前，目光落在远处那两具架在木架上的飞雷炮上，嘴角带着一丝若有若无的笑意。
陈靖宇走到飞雷炮旁边，站定。
他没有先说话，而是蹲下来检查了一遍固定发射筒的铁箍和底座上的角度标记，又打开一只木箱，取出一个标准药包，在手里掂了掂重量，确认没有受潮，然后才站起来，拍了拍手上的灰，用带着口音的英语开始介绍。
他讲得很慢。
从汽油桶的选材开始，说到什么样的桶壁厚度适合做发射筒，铁箍应该在哪个位置加固最合理。
然后说到黑火药的碾配，粗细颗粒的比例、含水量控制、与锯末的混合方法。
最后说到炸药包的捆扎：麻绳的缠绕方式、碎铁片的分布密度、拉火管的插接深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