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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带了吗?”王处长问。
我递上准备好的文件袋,里面是土地证复印件、当年的批复文件、以及现在的住户情况统计。
王处长一页页翻看,眉头越皱越紧。翻到最后,他摘下眼镜,揉了揉鼻梁。
“这个问题……确实棘手。”他开口,“2010年以前的政策环境和现在不一样,当时地方上为了发展,确实有一些‘特事特办’。但程序瑕疵就是瑕疵,现在要补,难度很大。”
我的心沉了沉。
“但你们主动上报,态度是好的。”王处长话锋一转,“比那些藏着掖着、等群众上访了再推诿的企业强。这样,你们先按你们的计划公开,把整改方案做扎实。我们这边,我会跟厅里汇报,争取成立一个联合工作组,指导你们补办手续。”
“补办……有可能吗?”我问。
“难,但不是不可能。”王处长重新戴上眼镜,“关键要看几点:第一,土地现状是否符合现在的规划?第二,有没有重大安全隐患?第三,住户的权益怎么保障?你们如果能把这三条解决好,技术上我们可以想办法。”
他顿了顿:“但丑话说在前头,如果调查过程中发现有权钱交易、利益输送,那就不是补手续的问题了,得移交给纪委。”
“我们全力配合。”我说。
从省厅出来,已经快六点了。暮色四合,街灯渐次亮起。
高启明点了支烟——我认识他以来第一次见他抽烟。
“比预想的好。”他吐出一口烟雾,“王处长愿意帮忙,这事就成了一半。”
“另一半呢?”
“另一半在你们自己。”高启明看着我,“公开声明什么时候发?”
“三天后。”
“好。”他把烟掐灭,“这三天,做好两件事:第一,内部统一思想,特别是基层员工,不能乱;第二,准备好应对媒体的口径,所有高管都要培训。”
他拉开车门:“送我回酒店吧。明天我飞幕源,和明澋的李总碰完,还得去趟北京,见几个发审委的朋友。”
“高总,”我坐进驾驶座,“这些事,本来不该您这么奔波的。”
“投资投的是人。”高启明系上安全带,“你值得我奔波。”
车开上主路,晚高峰的车流像一条缓慢移动的光河。电台里在放老歌,是李宗盛的《山丘》。
“还没成熟就已老了……”高启明跟着哼了一句,忽然笑了,“林晓,你知道创业最残酷的是什么吗?”
“是什么?”
“是你会发现,越往前走,和你一起走的人越少。”他看着窗外,“张永丰当年也有十几个兄弟,最后散的散,走的走。你能留住孙怀圣他们这么多年,不容易。这次公开历史问题,是对团队的又一次考验。有些人可能会动摇,可能会离开,你要有心理准备。”
我没说话。我知道他说的是对的。
送他到酒店后,我没有立刻回公司,而是开车去了清水河边。苏雨晴的工作室亮着灯,我给她发了条微信:“在忙吗?”
很快回复:“刚跟子轩对完公开声明的稿子。你来?”
“在楼下。”
我上楼时,她正在煮面。简单的阳春面,撒了葱花,煎了两个荷包蛋。
“还没吃?”我问。
“等你。”她把面端上桌,“子轩那边进展顺利,声明稿基本定了。但有个问题——”
她坐下,表情严肃:“赵磊下午又联系他了,说如果三天内不给他答复,他就直接把材料发到网上。”
“我们本来就要公开了。”
“但他会抢在我们前面。”苏雨晴说,“如果他先爆料,舆论就会被他带节奏。我们再公开,就成了‘被迫回应’,效果差很多。”
我放下筷子:“那你的建议?”
“提前。”苏雨晴说,“明天上午就发。打时间差。”
“可我们还没准备好……”
“永远没有完全准备好的时候。”她看着我,“林晓,有时候快一步,就是主动;慢一步,就是被动。”
我看着她清澈的眼睛,忽然想起高启明的话——她成长得很快。
“好。”我点头,“通知所有人,明早八点,开最后定稿会。十点,发声明。”
苏雨晴笑了,那笑容里有种如释重负的明亮。
“吃面吧,要凉了。”
我们安静地吃完面。洗碗时,她忽然说:“高启明今天是不是跟你说了很多?”
“嗯。他帮了大忙。”
“他一直这样。”苏雨晴擦着手,“我哥说他是个‘理想主义的现实主义者’——心里有理想,但做事很现实。”
“你哥和他关系很好?”
“大学上下铺,创业时的合伙人。”苏雨晴顿了顿,“后来我哥出国了,高启明留在国内做投资。但他一直很照顾我们家。”
她转过身,靠在料理台边:“所以林晓,别觉得欠他什么。他帮你,既是因为看好山川,也是因为……他想通过你,证明一些事情。”
“证明什么?”
“证明商业可以有良心,资本可以有温度。”她轻声说,“这是他和我哥当年创业时想证明,但没完全证明的事。”
窗外,清水河的夜色浓稠如墨。河对岸的灯火倒映在水里,碎成一片晃动的光斑。
明天,那篇声明就要发出去了。
山川的又一场硬仗,要开始了。
但这一次,我们不是孤军奋战。
有团队,有伙伴,有那些愿意相信我们的人。
还有这条河——它见证过永丰的兴衰,现在,要见证山川如何面对历史,走向未来。
“雨晴,”我开口,“谢谢。”
“谢什么?”
“谢谢你在我身边。”
她走过来,轻轻抱住我。她的头发有淡淡的栀子花香,是清水县夏天常见的味道。
“我一直都在。”她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