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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启明那句“意想不到的东西”在我脑子里盘桓了三天。
三天里，我照常处理公司事务：冷链升级项目正式动工，青河修复区第二期蜈蚣草种植完成，电商平台“双十一”预售方案定稿。但每当办公室安静下来，那句话就像根细刺，扎在思维的角落里，不疼，但让人坐立不安。
第四天晚上，十一点。我正准备离开办公室，前台电话响了。
“林总，”值夜班的小伙子声音透着困惑，“高总在楼下，说想见您……现在。”
我看了一眼窗外，园区里只有路灯还亮着。这么晚？
“让他上来。”
五分钟后，高启明推门进来。他没穿西装，换了件深蓝色夹克，手里拎着个牛皮纸文件袋。脸上看不出疲惫，反而有种深夜来访者特有的清醒。
“打扰了。”他把文件袋放在桌上，自己拉过椅子坐下，“刚和北京那边开完视频会，想起些事，觉得还是今晚聊比较好。”
我给他倒了杯热水：“高总这么拼？”
“做投资的都这样。”他笑了笑，笑容里有种坦诚的疲惫，“白天看项目，晚上算回报，半夜想风险。林总不也还在办公室？”
我没接这话，等着他开口。
高启明端起水杯，没喝，只是捧着暖手。办公室里很安静，能听见空调送风的轻微声响。
“林总，”他终于开口，“我查了些东西，关于永丰的。”
我心里一紧，但面上不动声色：“哦？”
他从文件袋里抽出一份资料，推过来。不是复印件，是手写的笔记，字迹工整有力。
“永丰集团在2003到2008年间，先后在省内六个县市拿了七块工业用地，都是农业加工项目名义。但这七块地里，有三块后来变更了土地性质，搞了房地产。”
我拿起笔记看。上面列着时间、地点、土地面积、原用途、变更后用途，还有当时县市相关负责人的名字。其中一块地我知道——就在清水县隔壁的平山县，现在是个大型住宅小区。
“这有什么问题？”我问，“当年很多农业企业都这么干，以农补工，以工养农。”
“问题在于，”高启明身体前倾，“这三块地变更性质时，永丰的账面资金根本不够开发房地产。钱从哪来的？”
他翻到下一页，是几张银行流水截图，虽然关键信息被隐去，但能看出资金流向：“有外部资金进入，但走的不是永丰的公账，是张永丰个人控制的几个壳公司。这几个公司，后来都在永丰破产前注销了。”
我把笔记放下，看着他：“高总，你查这些，是想说什么？”
“我想说，”高启明直视我的眼睛，“张永丰可能不只是经营失败那么简单。他在永丰最后那几年，可能已经在为退路做准备了。”
办公室里一时寂静。
窗外的路灯透过百叶窗，在桌上投下斑驳的光影。高启明的脸在光影交界处，一半明，一半暗。
“你为什么查这些？”我终于问。
“两个原因。”他靠回椅背，“第一，我是投资人，需要知道山川接手的水到底有多深。第二……”
他停顿了一下，似乎在斟酌用词。
“我父亲和苏叔叔——也就是雨晴的父亲，是大学同学。毕业后，我父亲下海经商，苏叔叔进了国企。两家人一直走得近。”高启明的声音低沉下来，“大概十年前，永丰扩张最快的时候，张永丰找过苏叔叔，想通过他拿省里的项目。苏叔叔没答应，说程序不合规。后来……张永丰找了别人。”
这个“别人”是谁，他没说，但意思已经明白了。
“雨晴知道这些吗？”我问。
“应该不知道。”高启明摇头，“苏叔叔不会跟她说这些。我也是这两年接管家族投资业务，整理旧档案时看到的。”
他喝了口水，继续说：“所以我第一次听说山川接手永丰时，很惊讶。后来看了你们的模式，见了你们团队，才明白——你们和张永丰不是一类人。”
“但永丰的历史，终究是山川要背的。”我说。
“所以要处理干净。”高启明拿起那份笔记，“这三块地的问题，如果被挖出来，会牵扯到当年的土地审批、银行信贷、甚至可能涉及……利益输送。虽然张永丰不在了，永丰也倒了，但有些人还在位子上。”
我终于明白他那句“挖得太深会挖出意想不到的东西”是什么意思了。
“高总，”我缓缓说，“你今天来，是提醒我，还是警告我？”
“是合作。”他把笔记推到我面前，“这些资料，我只查到这里。要不要继续查，查出来怎么处理，你来决定。但我建议——如果真有问题，最好在上市前主动解决。等上市后被挖出来，就是重大信息披露违规。”
我看着那份笔记。上面记录的不只是土地问题，还有几个当年与永丰往来密切的官员名字，有的已经退休，有的还在重要岗位。
“如果我选择不查呢？”我问，“毕竟，那是永丰的事，是张永丰的事。山川只是重组了它的资产，没必要背它的历史包袱。”
“理论上可以。”高启明点头，“但你想过没有？赵磊那种人为什么会揪着永丰不放？他手里可能还有更多东西。今天他能拿一份补贴协议来敲诈，明天就可能拿这些土地问题来找你。到时候，你被动应对，不如主动解决。”
他说得对。但我心里还有另一个疑问。
“高总，”我看着他的眼睛，“你为什么要帮我到这个地步？不只是因为投资吧？”
高启明沉默了。很长一段时间，办公室里只有空调的风声。
“我父亲，”他忽然开口，声音很轻，“三年前去世的。胃癌，查出来就是晚期。他走之前，跟我聊过一次。”
他停顿了一下，像是在回忆那个场景。
“他说，他这辈子最对不起两件事：一是老家的那片地，被他当年办的厂子污染了，到现在还没治理好；二是……他帮过一些人，也收过一些不该收的东西。他说，钱赚到了，但心里一直不踏实。”
高启明抬起头：“所以他让我做两件事：第一，把老家的地治好；第二，做干净的投资，别走他的老路。”
“你父亲……”
“小化工厂老板，赶上改革开放，挣了点钱，也造了点孽。”高启明苦笑，“所以我投农业，投乡村振兴，一方面是看好赛道，另一方面……是想替他赎点罪。”
这个理由，比任何商业分析都让我信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