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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了罗湖桥，就算是进入香港地界了。
这边的建筑风格立刻不同。虽然还是农村景象，但能看到一些西式的小楼，屋顶是红色的瓦，墙上刷着白灰。路上跑的车也更多，除了吉普车，还有轿车，甚至能看到几辆双层巴士。
“丁主任！”一个穿着灰色西装的中年人迎上来，“欢迎欢迎！一路辛苦了！”
“老赵！”丁老和他握手，“你怎么亲自来了？”
“丁主任您来，我当然要亲自来接。”被称作老赵的人笑道，然后看向我们，“这三位就是新来的同志吧？欢迎欢迎！我是华润公司办公室主任，赵启明。”
“赵主任好。”我们齐声问好。
“车在那边，”赵启明指着路边，“咱们先回公司，丁主任您休息一下，晚上王总经理设宴，给你们接风。”
路边停着两辆车，都是黑色的轿车，牌子我不认识——后来才知道，那是英国的“奥斯汀”轿车。
丁老坐前一辆，我们三个坐后一辆。车子启动，驶离罗湖口岸。
窗外的景色在变化。从乡村逐渐变为城镇，又从城镇逐渐变为城市。道路越来越宽，建筑越来越高，车辆越来越多。
这是我第一次看到1965年的香港。
街道两旁是密集的楼房，大多是四五层高，外墙斑驳，挂着密密麻麻的招牌。招牌上全是繁体字，有的还闪着霓虹灯——虽然是白天，但有些霓虹灯还亮着。
街上行人如织，穿着各式各样的衣服。有穿西装的男士，有穿旗袍的女士，有穿学生装的孩子。人们的步伐很快，神情匆忙，和广州的市井气息不同，这里更有一种“快节奏”的感觉。
车窗外掠过各种景象：叮叮车（有轨电车）在轨道上缓缓行驶，发出“叮叮”的声响；双层巴士挤满了人，从车窗能看到乘客的脸；人力车夫拉着车在街上跑，满头大汗；小贩在路边摆摊，卖水果、报纸、小吃……
“这就是香港。”陈建国轻声说，“和大陆完全不一样，是吧？”
我点点头，说不出话。
确实完全不一样。这里的繁华、喧嚣、多元，与我生活了四年的山西农村，与我熟悉的北京城，都截然不同。
车子驶过一条繁华的街道，我看到了更高的大楼——有十几层高，玻璃幕墙在阳光下闪闪发光。看到了大酒店，门口站着穿制服的门童。看到了电影院，海报上画着穿旗袍的女明星。
这就是资本主义社会吗？这就是香港吗？
我心里涌起复杂的情绪。一方面，我被这种繁华震撼——1965年，大陆还在为温饱奋斗，这里已经有了高楼大厦、私家车、霓虹灯。另一方面，我想起了丁老的话：资本主义的繁华背后，是剥削，是不平等。
车子继续前行，穿过隧道，驶上盘山公路。从山上往下看，维多利亚港尽收眼底。
蔚蓝的海水，繁忙的港口，停泊着大大小小的船只。对岸是九龙，高楼林立，密密麻麻。海面上，渡轮穿梭，拖船往来，一派繁忙景象。
“那就是维多利亚港。”赵启明坐在副驾驶，回头对我们说，“香港的命脉。全世界的好东西从这里进来，中国的好东西从这里出去。”
我凝视着那片海，那片港。这就是华润公司战斗的地方，这就是我要工作的地方。
车子下山，驶入中环。这里是香港的商业中心，街道更宽，建筑更高，行人更时尚。西装革履的洋人，穿着旗袍的中国女人，拎着公文包的职员……各色人等，匆匆而过。
最后，车子在一栋八层高的楼前停下。楼是灰色的，方方正正，门口挂着牌子：“华润公司”。
“到了。”赵启明说，“这就是咱们的总部。”
我们下车，抬头看这栋楼。在周围更高的大楼衬托下，它不算起眼，但对我们来说，意义非凡。
这就是华润，这就是国家在香港的窗口，这就是我们未来要奋斗的地方。
丁老走过来，拍拍我的肩膀：“小韩，到了。从今天起，你就是在香港工作的中国干部了。记住你的使命，记住你的初心。”
我深吸一口气，挺直腰板：“是！”
走进华润公司大楼，大厅里人来人往。有的拎着公文包匆匆上楼，有的在接待处与人交谈，有的在布告栏前看通知。
空气中有一种特殊的气味——是纸张、油墨、汗水和某种不知名的香水混合的味道。这是香港的味道，是国际贸易的味道，也是新生活的味道。
赵启明带我们上楼。楼梯是水磨石的，扶手是木质的，踩上去发出沉稳的声响。
在二楼走廊，我看到一间办公室的门开着，里面几个人正在开会。说的是粤语，语速很快，我听不懂，但能感受到那种紧张的工作氛围。
赵启明说，“三位同志的宿舍安排在铜锣湾，一会儿我让人带你们过去。今天先安顿，明天正式上班。”
我们跟着上了四楼。丁老的办公室很大，有办公桌、书架、沙发，还有一台电风扇在转。窗外能看到远处的海。
“坐。”丁老在沙发上坐下，“到了香港，有几件事要跟你们交代清楚。”
我们坐下，认真听着。
“第一，华润的工作性质特殊。我们既是商业公司，要赚钱；又是国家机构，要完成任务。这两者有时候会有矛盾，你们要把握好平衡。”
“第二，香港社会复杂。有英国人，有本地商人，有大陆来的，有台湾来的，还有世界各国的人。你们在工作中，要善于和不同的人打交道，但也要保持警惕。”
“第三，生活上要自律。香港诱惑多，黄、赌、毒都有。你们是组织上派来的干部，要洁身自好，不要给组织抹黑。”
他顿了顿，看着我们：“你们三个，都是组织上精心挑选的。我对你们寄予厚望。希望你们在香港这块土地上，干出一番事业，不辜负组织的培养，不辜负人民的期望。”
“丁老放心，”陈建国代表我们表态，“我们一定努力工作，严守纪律，为国家争光。”
“好。”丁老欣慰地点头，“去吧，先去安顿。晚上六点，公司餐厅，王总经理给你们接风。”
我们起身告辞。走出丁老办公室时，我回头看了一眼。
丁老站在窗前，望着远处的维多利亚港，背影挺拔，但鬓角已经斑白。
这个老人，把大半辈子都献给了国家的外贸事业。从延安到上海，从北京到香港，他走过千山万水，经历过无数风雨。
而现在，他把我带到了这里，带到了香港，带到了这个充满机遇与挑战的地方。
我心里涌起一股责任感。我要在这里学习，在这里成长，在这里为国家做事。等有一天我回到大陆，要把在香港学到的知识、技术、经验，都带回去，建设家乡，建设国家。
走出华润大楼，香港的阳光有些刺眼。街道上车水马龙，人声鼎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