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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车在华北平原上奔驰了整整一夜。我躺在软卧车厢的上铺，听着铁轨有节奏的“哐当”声，久久无法入睡。
软卧车厢条件不错，四人一间，床铺也干净。和我们同车厢的除了丁老，还有两位年轻人——都是丁老从外贸系统挑选的“青年才俊”，要一起派往香港华润工作的。
我睡上铺，对面是丁老。下铺两位年轻人，一个叫陈建国——二十五六岁，浓眉大眼，说话带着广东口音；另一个叫李卫国，二十七岁，北京人，戴副眼镜，文质彬彬的。
夜里十点多，车厢里的灯还亮着。丁老靠在床头看书，是一本《国际贸易实务》。陈建国在整理行李，李卫国则在写什么东西。
“小韩。”丁老忽然放下书，抬头看我，“还没睡？”
“有点睡不着。”我老实回答。
“想小林同志了？”丁老难得地笑了笑，语气里带着长辈的打趣。
我脸一热：“也不全是……”
“年轻人，没什么不好意思的。”丁老坐起身，“我年轻时候，也和你们一样。那时候在延安，认识了我爱人。后来组织派我去上海搞地下工作，一别就是三年。那三年，我天天想她，写信写了厚厚一沓。”
陈建国和李卫国都停下手里的事，静静听着。
“那后来呢？”我问。
“后来？”丁老眼神变得悠远，“后来解放了，我们结婚了。组织上安排我们在北京工作，总算能在一起了。但好景不长，五十年代我又被派到香港，一待又是好几年。”
他叹了口气：“干革命工作，个人感情总是要让位于国家需要。这是咱们这一代人的宿命，也是责任。”
车厢里安静下来，只有火车行进的声音。
“丁老，”李卫国推了推眼镜，“您在香港那几年，最难的是什么？”
“最难？”丁老想了想，“最难的不是工作，是那种孤独感。香港那地方，表面上灯红酒绿，实际上人情淡漠。大家都是生意人，见面只谈钱，不谈感情。你想找人说说心里话，都找不到人。”
他看向我们三个：“所以你们三个到了香港，要互相照应。你们都是组织上精挑细选的，是信得过的好同志。在外面，同志就是亲人。”
“是！”我们三个齐声回答。
丁老又看向我：“小韩，尤其是你。你是农村出来的，吃过苦，也干出了成绩。但香港和山西不一样，和北京也不一样。那里是资本主义社会，游戏规则完全不同。你要尽快适应，但也要守住底线。”
“我记住了，丁老。”
“还有，”丁老顿了顿，“香港华润的情况，比你们想象的要复杂。表面上，我们是国营公司，代表国家做贸易。”
陈建国点头：“丁老放心，我在广州长大，对香港的情况多少了解一些。到了那边，我会带着韩浩同志和李卫国同志熟悉环境。”
“那就好。”丁老看看表，“不早了，都睡吧。明天下午到广州，咱们在广州住一晚，后天一早过关。”
灯熄了。车厢里陷入黑暗。
我躺在铺位上，睁着眼睛看车顶。窗外的月光透进来，在天花板上投下斑驳的光影。
明天就到广州了。再过一天，就到香港了。
那个只在电影里见过的东方之珠，那个汇集了资本、机会、诱惑的繁华都市，就要真实地展现在我面前。
而我，一个从1961年重生而来，在山西农村摸爬滚打了四年的年轻人，要去那里开启新的人生阶段。
心里有期待，有忐忑，也有一种使命感。
丁老说得对，我去香港不是为了个人享受，是为了学本事，为国家做事。这个信念，我要牢牢记住。
迷迷糊糊中，我睡着了。梦里，我看到了林雪晴，看到了韩家村的老槐树，看到了星火工业园的厂房……
第二天下午两点，火车缓缓驶入广州站。
广州，这座南方大城，与我记忆中的北方城市截然不同。一下车，湿热的气息扑面而来，像是突然走进了蒸笼。
站台上人声鼎沸，比北京站还要热闹。挑着担子的小贩高声叫卖：“凉茶！正宗王老吉凉茶！”“云吞面！热腾腾的云吞面！”
人们的穿着也更“洋气”些。虽然还是以中山装、列宁装为主，但能看到不少人穿着短袖衬衫，女性也有穿裙子的——这在北方的十月，几乎不可想象。
“广州比北京热多了。”李卫国擦着额头的汗，他的眼镜片上蒙了一层雾气。
“这才十月份，还算凉快的。”陈建国笑道，“要是七八月来，那才叫热，走在街上像烤火。”
丁老走在前面，步履稳健。他显然不是第一次来广州，对这里很熟悉。
“建国，”丁老回头说，“你去联系招待所的车。咱们先去安顿下来。”
“是！”
陈建国应了一声，快步朝站外走去。他穿着白衬衫、黑裤子，脚上是皮鞋，在人群中穿梭自如，一看就是常来广州的。
我们在出站口等了一会儿。广州站的建筑风格与北京站不同，更偏西式，红砖墙，拱形窗，站前广场上种着高大的棕榈树。
“这就是南方啊……”我喃喃道。
四年来，我走过山西的黄土高原，去过北京的皇城根下，但来到广州，还是第一次。这里的植被、建筑、口音、气候，都与我熟悉的北方截然不同。
“小韩，感觉怎么样？”丁老问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