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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来的，终究来了。
走进会议室时，张振国已经坐在主位。七个人坐成一排，面前的笔记本摊开，钢笔已经握在手里。空气中弥漫着一种肃杀的气氛。
“张书记，欢迎您莅临指导。”我尽量保持镇定。
张振国抬头看了我一眼，没有起身，只是点了点头：“韩浩同志，坐吧。”
我在他对面坐下。
“今天来，是接到群众举报，需要对星火工业园的相关情况进行核实。”张振国开门见山，声音平板没有起伏，“这是省委批准的调查函。”
他把一份盖着红印的文件推过来。
我接过来看。文件很简单，大意是：根据群众反映，星火工业园在项目建设、资金使用、企业管理等方面存在疑问，由省纪委牵头成立调查组进行核查。
“张书记，我们一定全力配合调查。”我把文件递回去，“您需要了解什么，我们如实汇报。”
“好。”张振国从公文包里取出一份清单，“这是我们需要调阅的材料清单：星火工业园所有账目、合同、会议记录、人员档案、项目审批文件，以及你个人的工作笔记、信件往来。”
清单很长，列了二十多项。
“还有，”他补充道，“调查期间，星火厂所有资金流动暂停，重大项目暂停审批，相关责任人不得离岗。我们会找有关人员个别谈话，希望你们配合。”
这些话，像一盆冷水浇下来。
资金流动暂停？重大项目暂停？这意味着刚刚起步的配套企业建设要停滞，生产计划要打乱，整个工业园的运转可能瘫痪。
“张书记，资金暂停会影响正常生产，能不能……”我试图争取。
“这是规定。”张振国打断我，“在问题查清之前，必须控制风险。理解要执行，不理解也要执行。”
会议室里一片寂静。
“小王，小刘，”张振国对身后的工作人员说，“你们跟韩浩同志去取材料。记住，所有清单上的材料，一份不能少。”
“是！”
两个年轻人站起来。
我深吸一口气：“请跟我来。”
我的办公室在二楼尽头。
推门进去，张振国环视了一圈。房间很简单：一张办公桌，两个文件柜，一张会客沙发，墙上挂着一幅山西省地图，上面用红蓝铅笔标注着星火工业园的布局和辐射范围。
“材料都在文件柜里。”我打开柜门，“账目、合同、会议记录，都按年份和类别整理好了。”
两个工作人员开始一摞一摞地往外搬。
张振国没有动手，他在办公室里踱步，目光像探照灯一样扫过每个角落。
“韩浩同志，”他忽然停在办公桌前，“这个抽屉里是什么？”
他指的是我办公桌中间的抽屉。那个抽屉，我通常锁着。
我心里咯噔一下。
那里面，除了几本工作笔记，还有那份《关于在山西省试点建立专业化商业公司的初步设想》——郭副省长让我收起来，等时机成熟再提的那份“超前蓝图”。
这几天忙搬迁对接，我竟然忘了把它转移！
“就是些个人笔记。”我尽量平静地说。
“打开看看。”张振国的声音不容置疑。
我掏出钥匙，手有些抖。插了几次才插进锁孔。
咔嚓。
抽屉拉开。
最上面是两本蓝色封面的笔记本，
张振国伸手拿起稿纸。
会议室里，空气凝固了。
张振国坐在主位，那份《关于在山西省试点建立专业化商业公司的初步设想》摊开在他面前。他一页一页地翻看，看得很慢，很仔细。
我坐在对面，能听到自己的心跳。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
终于，张振国看完了最后一页。他摘下老花镜，揉了揉鼻梁，然后抬起头看我。
“韩浩同志，”他的声音比刚才更冷，“这份材料，是你写的？”
“是。”我无法否认。
“什么时候写的？”
“大概……半个月前。”
“为什么要写这个？”张振国的手指敲击着稿纸，“服装公司、五金公司、电器公司、农机公司、特产公司——你这是要把全省的商业体系推倒重来啊。”
“张书记，这只是我个人的一些思考，一个不成熟的设想。”我解释道，“我没有上报，也没有实施，只是自己记录下来，供将来参考。”
“参考？”张振国冷笑一声，“你这里写得清清楚楚——‘建议分三步走：试点阶段（1965-1967），推广阶段（1968-1970），完善阶段（1971-1975）’。连时间表都排好了，这叫不成熟？这叫仅供参考？”
我无言以对。
“还有这里，”张振国翻到运营模式部分，“‘所有制形式灵活：可以国营，可以集体所有，可以探索国营主导、集体参与、个人承包的混合模式。’韩浩同志，你知道‘个人承包’意味着什么吗？这是典型的资本主义经营方式！”
“张书记，我……”
“你不用解释。”张振国摆手，“我干了十年纪检，见过各种打着改革旗号搞资本主义复辟的案例。你的这份‘设想’，比那些案例更系统，更完整，野心也更大。”
他把稿纸重重拍在桌上。
“我现在正式通知你：调查组将对这份材料进行重点审查。同时，你个人需要就这份材料的写作动机、思想根源、准备实施情况，写出详细说明。”
他站起身，居高临下地看着我：“韩浩同志，你是聪明人，应该知道问题的严重性。好好配合调查，争取宽大处理。”
说完，他收起那份材料，带着工作人员离开了。
会议室里只剩下我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