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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盏接一盏的灯亮了，一个接一个的脑袋冒出来了。
场坝上的人影越来越多，像被我的喊声从地底下全拽了出来。
五叔趿拉着拖鞋走过来，皱着眉：“边与月，你妈妈呢？没在家？”
我嗓子发干，咽了口唾沫：“哦，她……我妈妈她去地里看苞谷了……”
“看苞谷？”四婶拨开自家院门上的铁链，探出半个身子，“天都黑透了你妈去看苞谷？你妈又不是那没成算的人！”
“她……她说看一眼就回来！”我梗着脖子。
隔壁土墙那边突然炸起一声粗嗓门，是堂伯的声音，瓮声瓮气的：“边与月！天都黑了，你还瞎折腾啥呢？嗷嗷叫的……一点不省心！你精神头咋就使不完呢？”
场坝对面老周家的门“吱呀”开了条缝，探出半张脸，周叔端着一茶杯，杯口冒着热气：“边与月！你再喊，明儿个我告诉你妈，非盯着她让她拿笤帚疙瘩揍你！你信不信？”
我没理他。
我生下来就胆儿肥！
我不但没闭嘴，反而踮起脚尖，使劲儿往旁边的苞谷地瞅。
风把苞谷叶子掀得“哗哗”地翻，翻出一片银白又翻回去。
中间那一溜苞谷秆，还在晃。那人还在里头。
我隔着五六步远，死死盯着那条晃动的线。它从苞谷地边缘开始，一路往深处延伸，像一条蛇贴着地面游。
杆子被拨开，又合拢，又拨开。
“哗——哗——哗——”
那声音一阵一阵的，比风急，比风重。
我冲着苞谷地的方向跑了几步，鞋底踩在碎石子路上，“咯吱咯吱”响。又跑了两步。
再跑两步。
然后我站住了。
我突然想起去年夏天的一个清晨。二叔还住这儿的时候，我从他家那扇黑窗户底下，捡到过一个竹蜻蜓。
就是那种削得歪歪扭扭的，一边翅膀厚，一边翅膀薄，扔出去就往左边打转的那种竹蜻蜓。
那天我举着竹蜻蜓跑回家，问母亲：“妈，这是谁削的？”
母亲正在灶台边切菜，头也没抬：“哪来的？”
“二叔家窗底下捡的。”
母亲的菜刀顿了一下，刀面反射的光在她脸上闪了闪。
她把菜刀搁在案板上，转过身来，接过我手里的竹蜻蜓翻来覆去看了好几遍。
然后她把竹蜻蜓塞回我手里，笑了笑：“没人削，风刮来的。”
“可这上面有印子！”我指着竹蜻蜓柄上几个深深的指甲印，“谁掐的？”
母亲没看我。她重新拿起菜刀，“咯噔咯噔”地继续切菜，刀刃撞在砧板上，又快又急：“风刮来的时候，在路上碰的。”
我当时信了。
可我现在站在这里，风从东边灌过来，苞谷叶子“哗哗哗”地响着，那个竹蜻蜓的样子忽然清清楚楚地浮在我眼前。
柄上那几个指甲印，大大的，是大人的手指头。
印子很深，掐进去将近一毫米，像是有人攥着它掐了很久。
我打了个激灵。
“谁在那儿！”我冲着苞谷地喊。嗓子尖得把我自己都吓了一跳。
苞谷地里的响动，停了。
风还在吹。叶子还在“哗啦”。
可身后左侧方的二叔老屋里，多了一个声音“咔嗒”，就一下。
轻得像猫踩过瓦片。
我猛一转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