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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十八，傍晚。
成维良在一楼的长桌边坐了一天。桌上摆着一杯水，水没动。
徐东把三〇二的清单放在他面前。
“这些你见过？”
成维良低头看，看了一会儿，摇头。
“三楼我不上。”
“三楼我不上。”
“为什么不上去看看？”
“怕。”成维良说，“小时候上去过一回，被他骂下来。”
“他骂你什么？”
“他说，这不是你该来的地方。”
“上个月，有人来公寓找过你？”
成维良抬起头。
“你怎么知道？”
“猜的。”徐东说，“说吧。”
“四十来岁，戴一副眼镜。”他说，“问我一句话：那个老先生还能撑多久。”
“你怎么答的？”
“我说不知道。”
“他说什么？”
“他说，撑不住就说一声，我们好安排。”
“十二年，你一次都没上过？”
“一次没上。”他说，“我送钱，交药，别的不管。”
“箱子里的铜牌呢？”
“也没见过。”
“你舅舅让你别上，还是别人让你别上？”
“舅舅。”他说，“他说三楼上头有他的东西，我不许碰。”
“你碰过。”
成维良抬眼。
“昨天夜里我上去过。”他说，“门锁着，我没开。”
“你为什么上去？”
“电话里说清空。”他说，“我总得看一眼要清什么。”
“看见什么了？”
“什么也没看见。”他说，“我站在楼道口，站了十分钟。”
徐东把水杯推过去。
“电话里那个人，除了‘三天清空’，还说了什么？”
成维良的手停在杯子边上。
“他还说了一句。”
“说。”
成维良把水杯端起来，又放下。
“他说，三天以后，把三楼的灯点上。”
屋里静了一阵。
“点灯？”武岩说，“点灯做什么？”
“他没解释。”成维良说，“我也不敢问。”
徐东坐在他对面，手指在桌上敲了两下。
“三楼那间屋子，一直没点过灯？”
“没点过。”成维良说，“十二年，那间屋子只有药和电灯，没点过油灯。”
“你们做的灯是铜灯。”
“铜灯。”成维良说，“我舅舅做了十几年铜灯，一屋子的灯。”
“那些灯寄到哪儿？”
“寄到白河。”成维良说，“收件人写王工。”
“白河哪个地址？”
“柳湾。”
“送到柳湾哪一户？”
“他没说。”成维良说，“我只管把件交到邮局，地址是他写的。”
徐东把本子合上。
“三天以后点灯。”他说，“点给谁看？”
“我不知道。”
“你知道。”徐东说，“你替他跑了二十六年，你会不知道？”
成维良的嘴唇动了两下。
“点灯是给路上的人看的。”他说，“我们那边的规矩，灯亮着，人就能找到路。”
“找路去哪儿？”
“去哪儿我不知道。”他说，“我只知道，灯一点，人就该动了。”
天黑了。徐东在医院走廊里站着，隔着玻璃看病房。
老先生躺在床上，鼻子里插着管子，被子盖到胸口。
一个护士出来。
“你们是家属？”
“不是。”徐东说。
“他要见人。”护士说，“他今天说了三回，‘叫他们来’。”
“叫谁？”
“不知道。”护士说，“他只说‘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