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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旗机械厂生活区及周边棚户区，位于东州市东北角，像一块巨大的、灰暗的补丁，贴在日益光鲜的城市版图边缘。
低矮破败的砖瓦房、自行搭建的简易棚户密密麻麻挤在一起，巷道狭窄崎岖，污水横流。电线如蛛网般在空中纠缠，消防通道几乎被杂物完全堵塞。与不远处拔地而起、玻璃幕墙闪闪发光的新城区相比，这里的时间仿佛停滞在了二十年前。
专项调查组的公开接访点，设在棚户区边缘一处废弃的街道办事处平房里。门口挂上了白底黑字的牌子，异常醒目。
头两天，门可罗雀。只有零星几个探头探脑的居民在远处张望，眼神里满是疑虑和畏惧。调查组成员主动走访，递上宣传单，反复说明来意：“市委苏书记亲自挂帅，专门来查棚改问题，大家有什么委屈、有什么证据，都可以来说，我们保证安全，严格保密。”
回应他们的，大多是沉默的摇头，或匆匆避开的眼神。
第三天上午，事情起了变化。
一个头发花白、走路一瘸一拐的老人在门口徘徊了许久，最终咬了咬牙，拄着拐棍走了进来。他叫刘满仓，原红旗机械厂退休老工人，在生活区住了四十多年。
“领导，我……我要举报！”刘满仓从怀里掏出一个用塑料布层层包裹的小本子，手有些发抖，“这是我家房子的产权证明，还有当年厂里发的住房证。拆迁办的人来量房，非说我家自建的小厨房是违章建筑，不算面积。那厨房我搭了二十多年了，当年厂里后勤科都默许的，怎么到他们嘴里就成了违章？”
调查组负责接待的市住建局干部小张仔细查看了证件，问道：“大爷，他们量完房，给的补偿方案您看了吗？签字了吗？”
“看了，没签！”刘满仓激动起来，“按他们那个算法，我这点面积，补偿款别说买新房，连个厕所都买不起！我想跟他们理论，那个带头的，姓孙的经理，眼睛一瞪，说‘就这个价，爱签不签，不签有办法让你签’！后来……后来我家窗户玻璃半夜就被人砸了两次！”
小张详细记录了情况，收下了产权证复印件，并给刘满仓做了正式的询问笔录，留下了联系方式。
刘满仓的“破冰”，仿佛打开了闸门。当天下午，陆续又有七八户居民壮着胆子走了进来。反映的问题大同小异：丈量面积缩水、补偿标准远低于周边市价、评估公司明显偏向开发商、对不配合的住户采取停水断电、威胁恐吓等手段。
其中一位中年妇女，说到动情处声泪俱下：“我男人得了癌症，等着钱救命。拆迁办的人知道后，就压价，说我们急着用钱，只能按他们说的签。我们不同意，他们就找社会上的小混混天天在门口转悠，吓得我孩子晚上都不敢睡觉……这哪是拆迁，这是抢劫啊！”
负责记录的女干部眼眶也红了，低声安慰，并记下了对方提到的几个小混混的外号特征。
然而，真正将调查引向深水的，是第四天傍晚一个神秘的电话。
电话直接打到了调查组设在市纪委的保密专线上。接电话的是周维。
对方声音压得很低，语速很快，明显用了变声设备：“红旗棚改项目，补偿资金总额八个亿，实际发放到户不到四个亿。剩下的钱，一部分被‘鑫泰拆迁服务公司’以‘劳务费’‘协调费’名义套走，大概一个亿；另一部分，大约三亿，通过虚列工程成本、伪造拆迁户签名领取等方式，流进了‘东州华裕城建有限公司’的账户。华裕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叫张彪，是以前跟着王洪生混的，现在名义上是东州商会副会长。拆迁公司那个姓孙的经理，就是张彪的马仔。他们和区拆迁办、街道的某些人都有勾结。证据……你们可以去查鑫泰和华裕的账，还有，拆迁办内部不是铁板一块，有个叫李梅的女会计，可能知道些内情，但她被排挤得很厉害，不敢说。小心点，他们盯着你们呢。”
咔哒一声，电话挂断，再打回去已是空号。
周维立刻将情况汇报给苏清越。正在主持重建工作会议的苏清越中断会议，与孙振涛、赵永刚及调查组核心成员召开紧急碰头会。
“信息很具体，指向明确。”孙振涛分析道，“鑫泰拆迁公司，华裕城建公司，张彪，王洪生旧部，区拆迁办和街道的内应……如果属实，这是一个典型的官商勾结、黑恶势力介入、侵吞补偿资金的链条。”
“匿名举报，但细节翔实，尤其是资金估算和数据。”赵永刚沉吟，“举报人很可能是内部知情人，甚至可能是利益分配不均的‘内讧者’。他提到的会计李梅，是个重要突破口。”
苏清越快速思索着：“两条线并行。振涛同志，你带纪委的同志，以配合棚改调查的名义，正面接触区拆迁办，调取所有拆迁补偿协议、资金拨付凭证，重点查鑫泰公司的合同和付款记录。永刚同志，你协调审计局和经侦支队，秘密调查华裕公司和张彪的个人及关联企业资产情况，注意手法，先不要惊动。周维，你负责寻找和保护那个李梅会计，如果她真有隐情，要确保她的人身安全，争取她开口。”
她顿了顿，眼神锐利：“这个举报电话，也说明一点：我们的调查触动了一些人的神经，他们内部可能并不平静。要利用好这个矛盾。同时，接访点那边继续开放，扩大宣传，鼓励更多实名举报。要把声势造出去，让那些受害群众看到希望，也让躲在暗处的人感到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