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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年多的时间，徐展年整个人好像老了几岁。
他就坐在我对面，笑呵呵的看着我。
我有点奇怪，我脸上又没长花，他冲着我笑干鸡毛。
在坐下来后，我就闭上了嘴巴，等着他先说话。
徐展年好像很满意我的表现一样，从口袋拿出一盒内部特供的小熊猫，在给自己点燃一支后，就又扔给我一支。
我虽说人在狱中，但也不缺烟抽，所以我也并没有接。
只是任由那支香烟静静停留在桌面上。
“姜启曜，几年不见你这气性倒是大了不少。”
我扯动嘴角，露出了一个勉强的笑容，“徐主任，我是个屁呀，哪儿敢对您使气性，我只是觉得我人贱，抽不了您这贵烟。”
徐展年的脸上浮现出了戏谑的神色，“姜启曜，你别告诉我才过了两年，你的万丈豪情就被这高墙铁锁消磨殆尽了。”
我继续勉强笑道：“我一介草民，想要的就只是一个安逸而已，哪来的什么万丈豪情。”
那一刻，徐展年脸上的表情变了。
他开口说道：“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姜启曜，你这骂人的水平见长啊，看来你最近是在读鲁迅的文章啊。”
徐展年是个博学的人，这句在旁人听来是恭维、示弱的话，在他听来却有了一层另外的意思。
鲁迅先生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叫作《灯下漫谈》，里面有一段论述我极为喜爱。
“假如有一种暴力，“将人不当人”，不但不当人，还不及牛马，不算什么东西；待到人们羡慕牛马，发生“乱离人，不及太平犬”的叹息的时候，然后给与他略等于牛马的价格，有如元朝定律，打死别人的奴隶，赔一头牛，则人们便要心悦诚服，恭颂太平的盛世。为什么呢？因为他虽不算人，究竟已等于牛马了。
我们不必恭读《钦定二十四史》，或者入研究室，审察精神文明的高超。只要一翻孩子所读的《鉴略》，——还嫌烦重，则看《历代纪元编》，就知道“三千余年古国古”的中华，历来所闹的就不过是这一个小玩艺。但在新近编纂的所谓“历史教科书”一流东西里，却不大看得明白了，只仿佛说：咱们向来就很好的。
但实际上，中国人向来就没有争到过“人”的价格，至多不过是奴隶，到现在还如此，然而下于奴隶的时候，却是数见不鲜的。中国的百姓是中立的，战时连自己也不知道属于那一面，但又属于无论那一面。强盗来了，就属于官，当然该被杀掠；官兵既到，该是自家人了罢，但仍然要被杀掠，仿佛又属于强盗似的。这时候，百姓就希望有一个一定的主子，拿他们去做百姓，——不敢，是拿他们去做牛马，情愿自己寻草吃，只求他决定他们怎样跑。
假使真有谁能够替他们决定，定下什么奴隶规则来，自然就“皇恩浩荡”了。”
随后鲁迅先生总结了，封建王朝所留给百姓的两条底层代码。
“一，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
“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
这两条理论，道尽了千年来的民族劣根性。
我们太过于贪图安逸了，只要能安稳种地、安稳活着，那一切的底线都能为之让步。
而那些敢于站出来反抗的，只要失败，那一定就会成为笑谈，至于平反，那也是几代人之后的事了。
渐渐的，我们就变得麻木、冷漠、自私。
也正是因为有这样的基因代码，才让我们这些黑社会和徐展年这些官员有了胡作非为的土壤。
所谓独夫民贼，也就是这个道理。
我这句话，不单单是在骂徐展年是独夫，更是在骂我这民贼。